沈葆桢1820年－1879年，字翰宇，又字幼丹。【全文字阅读.】
福建省侯官县今福州市区人，晚清重臣，谥文肃。
沈葆祯是“同治中兴”时洋务运动的重臣之一，日本发动侵台战争后，沈葆桢赴台办理海防，先后曾任总理船政大臣及南洋通商大臣，由此，沈葆桢开始了他在台湾的近代化倡导之路，对台湾近代史也有重要影响。
葆祯妻林普晴是清朝著名大臣林则徐的次女。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升监察御史。
咸丰五年1855年，沈葆桢出任江西九江知府，第二年，又署广信知府今上饶市。
太平天国起义时因保全了广信，不仅名闻天下，而且摺升为广饶九南道道台。
后由于性格耿直得罪上司，于是去职回家养亲。
咸丰十年1860年，重又被起用，授吉赣南道道台，沈以父母年老而婉辞。
于是被留在原籍办团练，曾国藩很是赏识。
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请他赴安庆大营，委以重用。
不久，推荐他出任江西巡抚，倚用湘军将领王德标、席宝田等镇压太平军，1864年捕杀太平天国幼天王、洪仁玕等。
1867年接替左宗棠任福建船政大臣，主办福州船政局。
当时，正是举办洋务时期，左宗棠在福建福州马尾创办造船厂，尚未来得及开工，就被调往陕甘任陕甘总督。
临行前左宗棠上疏说：
非沈葆桢不能任其职。
所以沈葆桢一上任即建船坞及机器厂，并附设艺童学堂。
造成船舰20艘，分布各海口。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以琉球船民漂流到台湾，被高山族人民误杀为借口，发动侵台战争。
清廷派沈葆桢为钦差大臣，赴台办理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筹划海防事宜，办理日本撤兵交涉。
由此，沈葆桢开始了他在台湾的近代化倡导之路。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纷纷从四面八方向中国边疆侵逼，造成中国边疆的普遍危机。
尤其对于台湾，先后就有美、日、法的先后入侵，造成台澎地区和东南沿海的严重危机，成为当时边疆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
尤其以日本最为凶狠。
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表现出对外关系上的极大侵略性。
它首先把目光投向邻近的中国，对台湾怀有觊觎之心。
1871年12月，有琉球贡船两艘遇风漂至台湾，其中54人被高士佛、牡丹两社居民杀害，另12人逃脱得救，被中国政府由福州转送回国。
那时日本政府为了缓和日益尖锐的国内矛盾和由“征韩论”所引起的政治危机，正在酝酿对外发动战争，决计抓住这一事件作为出兵的借口。
1874年4月4日，日本正式设立侵台机构―台湾都督府，并组成征台军。
5月10日，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3600多人在台湾琅峤登陆，其攻击目标主要是牡丹、高士佛两社。
5月18日，日军开始与当地居民交锋，22日攻占石门，牡丹社酋长阿禄父子等阵亡。
6月初，日军1300余人分三路进攻并占领牡丹社，13日进占龟仔角社，7月中，日军已完成对各社的征讨、诱降，并以龟山为基地建立都督府，修筑医院、营房、道路，并向后山南北各处番社分发日本国旗，准备久踞。
清政府起初对日本的一系列侵台活动毫无所知，直到4月19日通过英使威妥玛才始知此事。
5月11日，清照会日方诘责，并于14日下令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领轮船兵弁驰往台湾，并授予他处理日本侵台事件的军事外交大权。
6月中，沈葆桢到台后，一面向日本军事当局交涉撤军，一面积极着手布置全岛防务。
他在府城与澎湖增建炮台，安放西洋巨炮；在安平厦门间装置海底电线；增调淮军精锐武毅铭字军13营6500人入台，部置于凤山；陆上防务北路由台湾镇总兵负责，南路由台湾兵备道负责，海上防务，以扬武、飞云、安澜、清远、镇威、伏波六舰常驻澎湖，福星一号驻台北，万年一号驻厦门，济安一号驻福州；同时大力开通部落地区的道路，并派员招抚各处“番社”。
清政府也相继运来洋炮20尊，洋火药4万磅，火药3万磅，士气民心为之大振。
这些措施渐次推展开来，形成相当的声势，使日军不能不有所顾忌。
这时候，台南南部恶性疟疾流行，侵台日军因气候炎热，水土不服，疾疫流行，每日死者四五名至数十名，士气极其低落。
在进退维谷、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日本不得不寻求外交解决的途径。
日方全权代表大久保利通偕顾问李仙得于是年9月到达北京，在前后七次谈判中，日方仍坚执日本进兵的是“无主野蛮”之地，对此清政府予以严厉驳斥。
大久保利通认识到，只有在清政府所坚持的“番地属中国版图”的前提下，才能和平解决日本侵台问题。
当时清政府的内政外交也存在很多困难，于是在英、美、法三国出面调停下，清政府决计让步，于10月30日签订了中日台湾事件专约北京专约三条，除以“抚恤”及付给修道建屋费用为名偿银50万两外，约中有“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之语，日本出兵乃为“保民义举”，实际上等于承认琉球为日本的属国。
日军随后于12月1日撤出台湾。
日本入侵台湾是对中国在台湾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次挑战，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次严重的边疆危机。
日本侵台之役给清政府最大的教训是，使它认识到自己的海防空虚，必须急起补救。
1875年4月，清廷发布上谕，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中国近代海军的建设从此走上轨道。
促使清政府检讨其治台政策的利弊得失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认识到危险主要来自于外部而并不是内部。
过去清政府认为，“台湾之患率由内生，鲜由外至”外国的侵略，官员们开始重视台湾，把它称为“七省门户”、“南北洋关键”、“中国第一门户”。
沈葆桢、丁日昌一再奏请对日本侵台应加严密设防，总理衙门也指出“经营台湾实关系海防大局”，这是对台湾地位的一种新认识。
在这方面感受最深、变革最力的是沈葆桢。
光绪元年1875年，沈葆桢撤军内渡，同年奉旨进京，升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督办南洋海防，扩充南洋水师，并参与经营轮船招商局，派船政学堂学生赴英法留学。
光绪五年1879年十一月病逝。
在日本侵台刚结束，沈葆桢就上了一个奏折，在奏折中他说；
“此次之善后与往时不同，台地之所谓善后，即台地之所谓创始也。”
从这时起，他相继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治台政策和改革措施。
他的第一项改革建议，就是请“仿江苏巡抚分驻苏驻之例，移福建巡抚驻台”。
他说：“台地向称饶沃，久为他族所垂涎。今虽外患渐平，旁人仍眈眈相视，未雨绸缪之计正在斯时。而山前山后，其当变革者，其当创建者，非十数年不能成功；而化番为民，尤非渐渍优柔不能浑然无间。与其苟且仓皇，徒滋流弊，不如先得一主持大局者，事事得以纲举目张，为我国家亿万年之计。况年来洋务日密，偏重在于东南，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非轻。欲固地险，在得民心；欲得民心，先修吏治营政；而整顿吏治营政之权操于督抚，闽浙总督兼辖浙江，移驻不如福建巡抚之便。为台民计，为闽省计，为沿海等防计，有不得不出于此者。”
清政府采纳了沈葆桢的建议，从1875年11月起定为福建巡抚冬春驻台，夏秋驻福州，以为兼顾之计，这一制度的设立对台湾有极重要的意义。
1875年1月，沈葆桢上奏折又提出三项改革：
第一，废除严禁内地人民渡台的旧例；第二，废除严禁台民私入“番界”的旧例；第三，废除严格限制“铸户”、严禁私开私贩铁斤及严禁竹竿出口的旧例。
这些改革的实质含义是：
使大陆人民得以向台岛自由迁徙；打破台岛西部滨海平原所谓“山前”与东部“山后”间的人为壁垒，使汉族居民与土着居民间得到往来交流的自由；打破台岛内经济生活中的若干桎梏，使人民的物质生产与物资流通得到自由，变防民为便民。
沈葆桢提出的这些改革，主要是为了推动台湾土地的开发、特别是后山的耕垦。
而鼓励后山的垦殖，又与所谓“抚番”即加强对原住民的治理密切相关。“抚番”与所谓“开山”、“开路相辅而行，这也是着眼于安抚内部，加强海防，因而决非权宜之计，而是治台的经久之谋。
自1875年开始，这项工作即大规模开展，调兵十九营分三路开山。
南路：一由凤山的赤山越山至卑南台东，一由社寮循海岸东行到卑南；中路：由彰化的林圯埔越山至璞石阁玉里；北路：自苏澳沿海岸至奇菜花莲，均于一年内完成。
“开山抚番”使东西海岸联成一片，有利于巩固海防，同时对促进东部的开发和汉族与原住民的交往都有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沈葆桢对台湾行政体制也提出并实行了一些改革，主要有：
在艋舟甲创建台北府；增设恒春、淡水两县；改原淡水厅为新竹县，原噶玛兰厅为宜兰县。
至于加强海防的具体措施，如建设新式炮台、购买洋炮及军火机械，购买铁甲舰，练水雷军等等，在沈葆桢的主持下，都在一一加紧进行。
上述改革措施的实行都得到了清政府的允准，因而加强和改进了清政府对台湾的治理，促进了台湾的进一步开发。
可以说，台湾的近代化过程就是从沈葆桢治台开始的。
他奏准建闽台水陆电线；用西法在安平、旗后等处建设新式炮台；购买洋炮及军火机械，并建军装局、火药局；调闽厂现造扬武、飞云等一批兵轮供台防之用，并大力倡购铁甲船，从此迈出军事近代化的步伐。
1875年，沈葆桢被奏准使用机器开采基隆煤矿，翌年开始动工凿井，建立起第一个近代民用工业。
同时，实行开山、抚垦，在香港、厦门、汕头等处设招垦局，招工来台开垦荒地，以促进内山的开发。
所有这一切说明，沈葆桢不愧为台湾近代化之路的首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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