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四快毕业的时候，曾经同鸣镝去过一次北京。想起那时候的事情真是好笑，而且有一分年轻的荒唐，那时学生活动搞得很激烈，我和鸣镝反正也不太懂得什么大的道理，只知道热闹好玩，又是校团委组织的活动，所以整天在街上搞募捐，然后把募捐的钱几个人悄悄去下馆子。一天中午在他家吃饭时（他父母是武汉人），他家里还反复叮嘱跟着玩儿可以，但一定不要去北京，我们都答应得倒是够爽快，说那是那是，一定不能去的，没事去北京干吗，有那么笨吗？结果回到学校，看到有好多的同学成群结伙地往北京去，我就问他：“你敢去吗？”他眼一翻，说有什么不敢去的，去就去。于是我们二话不说，稍做准备，就奔向火车站。当然，在这之前，还是做了一些其他事情，比如我就紧张兮兮地跑到女生宿舍去找樱，一是问她是否也去，结果她说她不去；二是就此向她告别，言语中竟带有一丝诀别的味道，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感觉，不过也确实，当时我正在苦恋着樱，偏偏她又不给我好脸色，弄得我整个大三、大四心情不爽透了，这类活动于我而言本没什么兴趣，可因着这个原因，我一头扎入其中，想借此忘却烦恼。有时曾经和鸣镝在东湖湖畔的小道上，淋着大雨在深夜里散步谈心，倾吐各自对爱侣的思念，当时的我们不能说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但是失恋的感觉倒是真真切切的。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樱虽然说不去，可是等我前脚一走，她也和几个同学一起走了，可惜在路上没遇见，就算遇见了也是徒增烦恼，此乃后话。
天知道是怎么到京的，反正两个人身上加起来也没有几块钱，那时的情形就和文革时大串联差不多，反正吃住行都不用愁，只要有学生证就可以一切搞定。我们首先去广场，那里有成千上万的学生聚集着，吃饭的问题只要你不太挑剔，其实很容易解决，首都的市民很热心，自发地组织送饭到广场，还有送棉被衣服的，让我感叹不已。当时有个领导模样的学生让我们签名，糊里糊涂地我们也就签了，现在想起来很是后怕，万一被人秋后算账，那还得了，不过担心归担心，后来的情况居然还好，没什么事情。我的感觉，当时除了少数学生的确是怀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外，大部分的学生实际上不知道要做什么，象我，就只知道玩，毕竟那样的场面不亲临一下也未免有些遗憾，起码一生中总会感觉少了些经历。事隔多年，很多情节都记忆不起来或者已经很模糊了，最深的印象是去清华找唐赤兵和去北大找淼，特别是后者，是我中学几年中单相思的对象，她对我一直就象姐姐对弟弟一样，让我没有办法越过那条界线，走的时候，分手的时候眼睛红了好一会，她怕我身上没有钱用，还给了我20元，以致于我回到武汉的时候手上的钱居然不减反增，也算有趣。但这笔钱直到今天也没有还。
依稀记得我们是6月2日离开的，那时候气氛有些紧张了，毕竟这么严肃庄重的地方，是不可能容忍一帮学生在那里胡闹下去的，广场上开始有人在有组织地做疏散工作，然后我们就被遣送上了南下的列车。事后想起来，还真是很可怕，因为才过两天，这里就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其真实程度虽然我弄不太清楚，但总是有逃过一劫的感觉。
回到武汉，也安静不下来，尽管快要毕业了，但是受当时气氛的影响，很多课程都是草草地就收了尾，毕业设计和论文的答辩也不了了之，那时，就算自己想要刻苦用点功也是不可能的，只要有同学背着书包去自习，经过宿舍楼旁边的小路时，经常会有一些不明飞行物破空而来，什么鸡蛋、西红柿什么的，搞得狼狈不堪。图书馆也关门了，借不到书看，整天不是搓麻将，就是到校门口的书摊上租武侠小说看。身上的银子也所剩无几，一个同学（是谁，想不起来了）借了我50元迟迟不还，银行也早就冻结，父母给我的汇款取不出来，好难熬的日子。不过几个穷哥们整天在一起，再加上离别在即，未来混沌，倒是感情越来越浓。象鸣镝、何省文、阿祝、红宇等人就是那时候开始建立起一种兄弟般的情谊的。
（对不起，此篇不少内容因涉及敏感话题不便上传，还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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