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月，中央常委、长江局书记项英受中央委派来到了中央苏区，宣布成立**苏区中央局，项英为代理书记书记是暂留上海的周恩来，同时撤消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统一领导了中央苏区的党、政、军工作。
项英一到苏区就着手解决富田事变问题，在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认为富田事变客观上“完全是反党的反革命行为”，但“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判定“富田事变是由党内无原则派别纠纷演进而成的”，将此事件按党内矛盾予以解决，参加富田事变的领导人都给予了党纪处分。受处分的同志虽然不服，但毕竟不是ab团了，也都松了一口气。二十军也拉回到了赣江东岸，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谁料想，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的积极干预下，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被指犯有“调和主义错误”的瞿秋白、周恩来遭到严厉批判，以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倒台，比李立三更“左”的王明掌握了中央大权。就在项英到达苏区不久，新中央即发出了《关于肃清苏区内反革命派与富田事变的通知》，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政治气氛又开始变得紧张起来了。
甄政委焦急地等待着谭营长的消息，可谭营长却如黄鹤西去，杳无音信。两个月过去了，甄政委死心了，再不作任何的努力了，就等着上级的发落了。我和石头、张平不死心，也不甘心，一心盼着营长能回来。每天的晚饭后我们便聚在一起，交换着一天所知道的信息，猜度着、想象着、议论着营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会不会回来？什么时候回来？随着日子的一天天过去，心情变得越来越沉闷，越来越沮丧。最后得出的一致结论是：营长出意外了，他没有完成甄政委交给他的任务，他不可能回来了，很可能也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们抱头痛哭，从心底里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直到很多年以后，我们才知道：营长一路艰辛，闯过国民党的重重关卡，顶风冒雪，赶到了上海，住进了一家小旅馆，随即与中央联络站接上了头。可当他把信和金子交上去以后就再无人理他了。营长守在旅馆里，眼巴巴的等了两个月，盘缠全部用光，再到接头的联络站，早已是人去楼空。营长仰望着灰暗的天空，自知无望了，大哭一场，挥泪离开上海，独自上了天台山，遁入佛门了。
临走前，谭营长留下了诗二首：
一
心愁最怕雨飞残，瑟瑟阴风透骨寒。
陋室青灯对浊酒，孤衾冷枕思梦难。
临行嘱咐岂能忘，运命缘无愧敢担。
古往今来多少事，烟花落尽意珊阑。
小舟从此向东去，江海漂游不复还。
祈望弟兄赐见谅，罪人遥祝众康安。
二
南窗雨，北窗风，
万般愁云都在风雨中。
想当年孙郎意气，
横刀立马弯弓；
叹如今万念俱灰，
看世事人情皆空。
杜宇声啼肝胆苦，
桃花落处残血红；
我今飘零随波去，
它年山中可相逢？
署名：迷途人
3月28日，上海党中央做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确定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暴动”，并将决议下发到了各根据地。4月17日，中央派出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来到苏区，批评了项英对富田事变的态度，撤消了项英的代理书记职务。随后，富田事变中的领导人接通知到中央局开会，当这些人到达后，便立刻被逮捕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