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1932年的下半年，红一方面军连续发动了水口、乐宜、建黎泰、金资等战役，红七军作为红军中最骁勇善战的部队，一直担负着最艰巨的战斗任务。由于得不到补充，部队是越打越少，龚军长心痛不已，指挥作战也越来越保守。是年底，我被任命为警卫连连长，石头也下到战斗部队当连长。也就在这个时候，龚楚被罢免了军长的职务，贬去当团长，离开了红七军。
没有什么欢送的仪式，也没有对众人的告别。清早，我们俩个骑着马，在清凉的晨风中离开了驻地。一路的落寞，他不说话，我也不说话，信马由缰，各自想着心事。
快到目的地了，龚楚才终于开口了，他问我：“你在二十军时的营长是叫谭修隐吧？”
我惊讶：“军长认识他？”
龚楚点点头说：“南昌起义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后来又都随朱总司令到了井冈山，我们是老战友，知心的朋友。”
我问：“您认识我们营长，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营长是我最佩服的人啊。”
龚楚叹口气，说：“告诉你又有何益？要能忘了他倒是最好。”
我听了，有点酸楚。
我们默默地走了一段路，龚楚问我：“你们营长走的时候都说什么了？”
我说：“他心境不好，说了很多，有点悲观厌世的情绪。”
龚楚沙哑着嗓音说：“我也有啊。”
我有些奇怪，问：“我们粉碎了国民党的3次围剿，打了那么多的胜仗，苏区也扩大了，为什么要悲观？”
龚楚说：“我们是打了很多的胜仗，苏区也比以前大了，可我们做的事情不对啊！我们的观念意识有问题啊！现在把持中央的都是些20多岁的毛孩子，以为留过苏，喝了些洋墨水，吃了些洋面包，学了些宣传鼓动的手段，抓过了几把砍人的‘刀子’就了不起了，自以为是，在那里瞎指挥。党里的人还都听他们的，他们懂什么呀？一群狂热、偏激、无知的年轻人在那里胡闹。”
我第一次听人这么评价中央的领导人，不禁发楞：“怎么是胡闹？”
“你看他们干的那些事，不是胡闹又是什么？强迫性的扩红，无节制的征粮征税，打击中农，消灭地主富农，3年时间就搞了4次土改，整了地主整富农，整完富农整中农，整了老中农又整新中农，土改都改到最初搞土改的那些人头上了，没人敢种地了，没人敢致富了，把老百姓都逼反了，还自以为得志，其实是弱智。根据地已经不是根据地了，它就要丢了。”龚楚愤愤道：“我们有些人就奉行着这样的信条：‘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不是正派人之所为。如果这样的信条成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由奉行这种信条的人统治我们党，那么，就算是胜利了又能怎样？我们就解放了吗？”
我吃惊地问：“有这样的人吗？”
龚楚剑眉扬起：“你把身边发生的事情想一想就清楚了。李明瑞是我做工作动员他反蒋起义的，是邓小平介绍他入党的，结果怎么样？优越的社会地位，舒适的生活条件，万贯家财都不要了，抛妻别子，拉着队伍跑到山沟里来，干杀头的**，当个‘共匪’，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又是多大的牺牲啊！你倒好，翻脸不认人，把人抓起来杀了。我们鼓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季振同、黄仲岳在宁都起义，起义成功了，近2万人的部队过来了，你又不明不白的把人抓起来，变为囚犯。王佐、袁文才把**迎上了井冈山，要不是他们，哪有今天的根据地？可我们却不信任人家，突然袭击，把他们一个枪杀了，一个在逃避的时候掉到河里淹死了，这叫什么事？我们的行为说好听点是一切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说难听一点就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一旦得手，就把人弃如敝履，还冠冕堂皇地说什么是为了斗争的需要。什么样的斗争是可以藐视人应享有的尊严和权力？什么样的理由可以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可以撒谎造谣，必致政敌于死地而后快，甚至是逼着人骨肉相残？没有人情啊，连良心都不讲了啊。仁义礼智信，全都不要了，这么做下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抓ab团，哪里来的那么多ab团？你说说，你们二十军被杀的人，有一个是该杀的吗？为什么要杀他们？一个军的干部啊，全杀了，拿出道理来，天日昭昭啊！你们不想当干部，我也不想当。当干部，打仗要冲在前面，抓反革命也是首当其冲，这是我们的规矩啊！”
听着龚楚那激烈的言辞，我被深深地震骇了，我不知道在这平时温文尔雅的儒将心里居然隐藏着这样一座叛逆不道的火山。我的心里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分手的时候，龚楚给我透露了一个可怕的消息，他说：“有人说你是富农分子，因为你识字，爱，要抓你，是我给压下来了。我看你在这里再待下去恐怕有危险，我给你联系了五军团，他们是新起义过来的部队，环境要宽松一点。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找五军团34师的陈树湘师长，他是我原来的部下，人很好，他会关照你的。”
龚楚的话对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富农分子”，这是阶级异己分子的变名词啊，它意味着你随时都有可能被清除。我真没想到，在不知不觉中，自己已被人算计了。我呆呆的站着，也不知道是怎么跟龚军长分手的。
和许多人一样，龚楚看到了农民革命军的先天不足，看到了这个队伍的缺陷，发现了革命中的问题，理想与现实发生了冲突。他迷失了，他忘记了中国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他没有继续追随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潮流。1933年8月，龚楚因“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开除党籍一年，调到红军大学训练队受训。红军长征后，他留在苏区，任中央军区参谋长。不久即脱离革命队伍，回到了家乡，被推举为国民党的粤北五县联防主任。曾参与追剿陈毅、项英的军事行动，在设计抓捕红军游击队的过程中，打死了50多名游击队员。抗战时期任第七战区第一纵队抗日游击司令，率部与日军激战于广东从化，保卫了一方土地。解放战争时期任国民党徐州市长，颇有政绩；后任国民党广东北江中将保安司令。1949年领兵投降解放军，被叶剑英派往海南做薛岳的策反工作。龚楚离粤后，没有去海南，也没有应蒋介石的邀请去台湾，从此滞留香港不归。后到过美国，办实业，不问政治。1990年回乡，曾给邓小平、杨尚昆、王震等几位老熟人写过信，通过电话，表示了叶落归根的愿望。随后在老家广东乐昌投资4亿元搞建设，5年后在家乡去世。终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