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白马寺的门前出现了一位身穿黑袍，头戴黑冠的人，这个人在寺门口踱来踱去，既不进去，也没有离开的样子，这人引起了一个小沙弥的注意。
他一边扫着庭院，一边观察着，心想：在门口走来走去的这位想做什么呢？
道士的装扮小和尚从没见过，那个时候道教和佛教还没有交集，小和尚没有离开过白马寺，所以他不知道门口的这位就是道教中人。
看了一会儿，门口这位穿着黑袍的人还是没有离开，于是他就跑到禅房，通知了竺法兰法师，这个时候另一位住持摄摩腾正外出讲经。
两位高僧来到洛阳后不久，就听说了道教，道教是木族里土生土长的一个教派，不过和佛教相比，两者的行事风格或是理论研究方向都截然不同。
竺法兰法师听到小和尚的描述，估计是道教的人来了，他在刘皇叔组织的一次聚会上，曾经见过一位道士，虽然只是点头之交，没有交流过，但是道士的穿着打扮他是见识过的。
他心想，这位道士行为古怪，一定是在等自己出去，既然对方来了，自己就应该出去探个究竟。
对于这位道长的来访，竺法兰心中充满了疑惑。
竺法兰法师走出寺院，打量着眼前的这位道长，只见对方一身黑衣长袍，头上戴着道冠，手拿浮尘，面目清秀，看上去是一个中年人。
这是法师第一次这样近距离地和道人会面，他赶忙双手合十，口念：“阿弥陀佛”，并点头致意。
“阿弥陀佛”这句祷告词，对于汉朝人来说还很陌生，即使是道士也极少听说过，但是BA却非常熟悉，因为这是人工体为佛教后世的传人设定的祷告词。
这位道长就是BA扮演的。
早期的先知家族都会有各自的祷告词和咒语，目的是在部族危险的时候寻求到BA和MA的帮助。
从阿育王时期，佛教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固定的修行场所，那就是大大小小的寺庙，这个时期主机要求BA和MA转变思路，将收集信息的场所选择在了寺庙里，她们在这些寺庙安装了纳米传感器。
大宗教出现之后的人类社会和以往零散的氏族社会不同，早期部族很分散，所以只能让各个部族的先知家族成员发挥作用。
现在新型的宗教开始具有了社会学的功能，提倡平等相处，所以寺庙成为不同身份人集聚的地方，人们经常会自觉地到寺庙里祈祷，向佛祖提出各自的诉求。
这些诉求信息就会被安装在那里的纳米传感器发送给主机，然后由主机进行归类，排列出主次以及重要程度，所以这些固定的宗教场所成为了主机收集信息的首选之地。
为了区分部族的祈祷，所以有必要为信徒们设置固定的口头语例如“阿弥陀佛”，这种口头语进入主机的数据库之后，就会自动归类到水族的档案里，这样一来系统主机就可以更高效地对不同部族的信息进行管理。
这是一种新型的信息管理模式，首次被运用到了信仰佛教的民族，随后这种方式也被应用到了基督教的教堂，许多的教堂和祷告室都安装了纳米传感器。
在门外踱步的道长，看到法师走过来，并向他合掌致意，也立刻做了一个手势，还礼。
由于竺法兰法师刚来洛阳时间不长，对汉语还不通晓，所以他的身边还跟着一位翻译。
这个翻译也是朝廷好不容易找来的“半桶水”，说起日常生活的用语还马马虎虎，但是翻译起双方的专业术语就磕磕巴巴，他只能翻译词，而不是句子，他帮助双方介绍各自的身份，更多的谈话内容只能由法师自己去揣摩了。
为了表演逼真，BA假装听不懂对方的话，任由翻译在一旁连比带划地解释。
BA知道，两位高僧是皇帝请来的客人，所以佛教徒在这里受到了礼遇，但是任何一个成熟的信仰体系，必须经历考验。
佛教在印度起源和发展经历了400多年的风风雨雨，经历了“十事说”和“五事说”的变革、完善，才有今天的大乘佛教，而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在一个如此庞大的陌生国度里，今后十年、百年才是真正考验佛教时候。
由于临时见面，加上语言不通，而且道长也没有进入寺院详谈的意思，所以双方暂时僵住了。
过了一会儿，BA断断续续地说：“可否，请高僧前往，清凉山紫府观（五台山）论道？”
听完翻译的话，竺法兰法师明白，这是道教的代表来下战书了。
他迟疑了一下，答应了下来，不过他不知道清凉山在哪里，当他还想再问下去的时候，这位道长已经飘然而去。
摄摩腾法师回来之后，竺法兰法师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两个人商量要怎么对待这件事，摄摩腾法师说道：“我预感到，这不是一件小事，这是两个教派第一次正式接触，我们应该向朝廷报告这件事。”
他们立刻向朝廷的联络官报告，从地图上找到了清凉山大致的方位。
经过商议，两位僧人决定向朝廷申请前往五台山（清凉山），回访道教。
朝廷同意并派出了随从人员。
这一行人整装出发，他们沿着北上的官路走走停停，半年之后进入了山西地界，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他们找到了五台山。
眼前的山脉巍峨壮丽。两位僧人在当地官员的带领下，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上行。
攀登到一高处时，大家往四周眺望，这里视野开阔，映入他们眼里的山脉，层峦叠嶂，峰岭交错，林木挺拔壮丽，令人心旷神怡。
大家交口称赞，这真是一个好地方，向导指着前方说：“不远处就是紫府观。”
两位高僧和随行人员来到道观门口停住了，随从人员进去通报，不一会儿，一位道长出来迎接他们。
大家进入观内落座，看到眼前这两位长相奇特的外国人（摄摩腾、竺法兰），道长非常好奇。
通过翻译，他们知道了这是皇帝请来的高僧，但是对于这两位僧人的回访说辞，道长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他有些不悦，于是叫来了一个小道士，吩咐道：“你去各处询问，是谁邀请了这两位高僧来访？请他过来。”
过了一会儿，小道士回来了，他禀告道长，没有人做过这件事。
道长心想：“这两位高僧是否另有隐情，他们杜撰了一个故事？”
这样一来双方话不投机，加上语言交流起来不是那么畅通，双方尴尬了，眼看着太阳就要下山了，道长只好说：“有请两位高僧和诸位官员在此用个便餐，欢迎留住一宿。”
第二天，摄摩腾向随行的地方官员说：“这里山川壮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清净之地，我教如能在此宝地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修建寺庙，那就太好了。”
随行官员看了一眼旁边的道长，道长想：难道两位高僧也看上了这里，他们这次来回访只是一个借口？
他抢在官员回答之前说：“我教在此修行了百年，如有外来者，恐妨碍各自清净修行，再者，不同教派在临近修行，易引发世人议论，难道天下之大，竟容不下贵教，非要在此地计较？”
两位高僧通过翻译听懂了道长的意思。
在下山的路上，他们合计，建在这里的道观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生活配套齐全，最好的地方已经被道观占据，如果选择其他地方，也许没有这里的好，即使朝廷同意在附近新建寺庙，考虑到建设工程浩大，要在深山老林里建立一座寺庙非常不容易，时间一定会拖得很长。
两位僧人改变了主意，本来他们只是想到这里来和道长们论道，现在他们认识到，这次来五台山拜访道教，从道长的表情和语气来看，他们是不受欢迎的，佛教来到中原之后，能否长久立足，必须和五台山的道家代表一论高下，这里将成为佛教的必争之地。
一天夜里，BA启示两位高僧，到佛教经典里去找依据，证明佛教很早就和木族具有渊源，否则试图挑战道教的地位将出师无名。
浩瀚的佛教典籍中应该有他们需要的凭据，何况目前大多数经典还是梵文，翻译解释的弹性很大。
两位高僧第二天发现对方也在找证据，才知道原来两个人做的是同一个梦，这是佛祖在启示他们，两个人顿时信心大增。终于两位高僧在梵文的典籍里找到了依据。
《佛说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中有记载（当时是梵文），后来被翻译成汉语：尔时，世尊复告金刚密迹主言，我灭度后，于南赡部洲(大地)东北方，有国名大震那。其国中有山，名曰五顶，文殊师利童子游行居住，为诸众生于中说法。
《大方广佛华严经》中的《诸菩萨住处品》也有记载：东北方有处山因清凉得名。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一万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
古印度称木族为“震那国”，上述二经提到的“清凉山”、“五顶山”非常符合五台山的特征，由此两位僧人向皇帝报告，他们认定五台山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
这下汉明帝为难了，两个教派争一个修行的地方，怎么办？大臣们建议：可以通过双方论道来判定佛教与道教的水平孰高孰低。
于是朝廷召集了一个宗教交流会议，在辩论中，大乘佛教的理论体系、哲理和应变能力明显强于道教。
这说明了外来和尚好念经是事实，既然外来的和尚敢于到陌生的地方参与竞争，必定有其过人之处，那就是经过大浪淘沙的洗礼，爬山涉水的胆识，穿行于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历练，经历长时间大范围的传教，练就了符合现实社会的应变能力，视野更加广阔。
但是由于辩论过程，双方的论点和论据以及修行方向都存在着不小的差异，而且解释起来非常麻烦，即使佛教的经书典籍很多，看起来也略胜一筹，但是这不是公开演讲，朝廷很难说服天下人，做出裁定佛教胜过道教。
毕竟道教也是本土教派，不能轻易判定谁胜谁负。
最终有一个大臣出了一个馊主意：既然辩论磕磕巴巴，绵绵不绝，也有可能遥遥无期，那么就来干脆点的，‘约期焚经’。
这位大臣认为，佛教和道教都有神奇的故事，都有得道成仙的祖师，那么他们应该有神人相助，真经不怕火炼嘛！
这个建议得到其他大臣的认可，大家都明白，这件事应该尽快了断，时间久了每个人都会被牵扯进去。
佛教是皇帝请来的客人，有其深意，得罪不起，道教是本土教也同样得罪不起，没有哪位大臣（包括皇帝）敢从理论上来判断谁胜谁负，所以‘焚经决赛’成为了大家认可的方案，两位高僧也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
回到白马寺，两位高僧一筹莫展，他们日夜诵经希望佛祖保佑，度过这个难关。
他们念出的祷告词：“阿弥陀佛”，然后加上咒语：“唵嘛呢叭咪吽”，最后说：“‘约期焚经’没有对策，怎么办？清凉山之争难有胜算。”
就这样他们一遍一遍地念，这个信息很快就被安装在禅房里的纳米传感器收集到了，主机立即将这个信息传递给了BA，因为佛教传入中原后的所有活动被BA设定为了优先关注的类别。
BA知道了这件事，他打听到，那位提议焚烧经书，一决胜负的大臣，有意帮助道教。
因为道教在这个国家里是有根基的，不少大臣经常和道士们往来，交流长生不老之术、益寿延年的心得，彼此是有感情的，所以他想出了这么个办法帮道教解围。
只要双方的书都烧起来，分不出胜负，那么佛教也就没有理由占有五台山的紫府观，何况这次“赛法”不是公开的，而是朝廷内部组织的，胜负的结果可以公开也可以不公开，如果双方的书都烧起来了，估计朝廷更不会公开了。
约期焚经的日期确定后，佛、道两家都要派出代表人物到西安设立的焚经台赛法。
BA决定立即飞往罗马和MA商讨如何应对。
BA认为，五台山之争的胜负将决定佛教在木族的命运，因为如果错过这次机会，要等到下一个政权的认可和赏识可能要很长时间。
最后她们认为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制造阻燃剂。
MA查阅了制造阻燃剂的方法，说：“磷酸酯类的阻燃剂燃烧时会生产磷化物，产生隔氧的效果，阻止燃烧。”
两位高僧挑选了《金刚经》准备前往西安参加焚经赛法。一路上他们心中无法平静，时时默念菩萨保佑。
精诚所至，这天夜里，两位高僧都在睡梦中听见了菩萨的声音，他们被告知，“赛法”时只能挑选其中的哪几卷来焚烧（这几卷都被喷涂了阻燃剂）。
双方来到焚经台坐定后，当侍从准备拿走经书，放到火盆里的时候，高僧说：“我佛经典乃传承经脉，望能整卷浴火，以示敬重。”
朝廷官员们表示可以理解，同样道教焚烧《道德经》时也可以这样做。(BA将阻燃剂只喷涂在整卷经书的外壳和缝隙，无法每张都去喷涂，所以他托梦给两位高僧，必须整卷焚烧，不能拆开，拆开是对佛教的不尊重。)
佛、道两家的经书放入火盆里，结果道教经文全部焚毁，佛教经文却完好无损。
“赛法”获胜之后，佛教徒们庆幸之余，更认为这是文殊菩萨大能的应验，因为他在佛教世界中象征着智慧第一。
佛教于公元64年起正式被汉朝接纳，并加以礼遇，期间直到汉朝灭亡，有160多年的历史，佛教在这段时间属于打基础的阶段，要将北传佛教正式转变为汉传佛教，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其中经典翻译和寺庙修建，民间的推广都在逐步完善。
同时还因为佛教在那个时期由皇家所推崇，但民间并未真正接纳，有时人们对佛教的认识更倾向于可以免税、逃兵役、圈一块地、建一个庙，就能成为一个独立庄园，尚未进入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正是因为这样佛教有段时间失去了管束。
佛教在很长时期是高高在上的，这主要是因为，木族在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一种宗教或哲学体系能超越佛教理论，佛教在公元前400年就已经勘透人性，洞察性情，唯其清醒而世人皆醉，在印度经过几代高僧的勘核、修撰、分裂、重组、提升之后，佛教的宗教哲学无人能比，达到了可以解释世间万物的地步。
直到第一次“灭佛”事件发生后，佛教才从云端降落到凡间尘土之上，开始真正意识到走进寻常百姓内心世界的重要性，这时的佛教才是真诚的。
在东汉末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木族的各部再次（上次是春秋战国时期）陷入长期的分裂和战乱，在动乱的时期，才能真正检验佛教能否和世俗社会融为一体。
在分裂、动荡、整合的大背景之下，佛教和黎民百姓相互依存，获得世人的认可。世道越乱，越能证明佛教的教义对每个人、对整个社会具有疗伤的作用，到了公元420年的隋朝，佛教正式成为了木族社会广为接受的主流教派，到唐朝达到了顶峰。
木族社会的意识形态正是加入了佛教这一精神支柱，它开始发挥出巨大的能量，从此将中下阶层和上层社会有效隔离开了。
上层社会享受佛教的哲理和华丽的经典，以及争权夺利后的心理安慰。下层社会享受因果轮回的乐趣，即各得其所。
它成为木族社会各阶层的纽带，之所以有这样的功效，是因为佛教的教义提倡众生平等，渡人渡己的社会和谐观，导致在广阔的领土上，各阶层民众都有一个相同的意识形态。
从此，人们的内心深处装进了新的精神支柱，佛教也有一套类似于世俗社会的等级结构体系，但是它更加公平、更加有弹性、更能苦中作乐，普通百姓更希望膜拜这种信仰。
佛教在五台山布局成功，是继峨眉山、白马寺之后的第三个重要道场，之后，佛教于公元九百年左右完成了另外两个基站的布局（普陀山道场、九华山道场），显现出世界级大教的端倪。
这些地方是中国1000多年以来人口最密集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河南、山西、山东、四川、浙江、安徽，均是排名中国人口大省前列，这显示了大乘佛教传播的性质，它不是往人口少的地方去，相反往人口多的地方去。
大乘佛教具有参与社会事务的雄心，并以此为己任，而且这些地方都非常富庶，历史上都是政治中心、经济大省、产粮大省，人口大省直到今天。
正是因为大乘佛教教义无需避开世俗环境，具有渡人为己任的责任，并具有打通各阶层价值观的教义，因此奠定了佛教在中国的历史重要地位，使“离群索居”的中国本土教被边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