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加林提前下班回到家里，开始动手做晚饭。
双职工家庭，又请不起保姆，家务活往往成为一个让人纠结的难题。
自结婚以来——准确地讲，是从红梅老师调到牌坊中学开始，加林和红梅就时不时为做家务扯皮，产生一些磕磕碰碰的小矛盾。
道理很简单：你上班，我也在上班，你下班后想休息，我同样想放松，而菜必须买、饭必须做、场必须清、地必须拖、衣服必须洗、家具必须抹、孩子必须带……诸如此类的家务活，又是非干不可的。无论夫妻多么恩爱，感情多么融洽，也没有哪一方愿意把所有的家务都包揽下来。
最初因为是“吃大锅饭”，偷懒和攀比的心理在作怪，两人闹矛盾的时候比较多。于是，他们借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国有企业实行生产经营责任制的成功经验，对主要的家务活实行明确分工，责任落实到人。比方，规定了加林买菜做饭，红梅洗衣洗碗，加林拖地，红梅清场，等等。至于不在分工范围内的事情，或者偶然冒出来的新情况，则本着“谁更适合做谁做，谁有功夫做谁做”的原则，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协助配合，共同承担。
这样一来，摩擦和冲突大幅度减少，邓小平理论的威力和效果得以充分体现。心情好的时候，他们还探讨过做家务与家庭和睦之间的关系。
王加林认为，要维持家庭生活的正常运转，家务事就不能不干。如果夫妻俩都横草不拿、直草不拈，都想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个弄来？缝补浆洗、照料孩子由谁来干？所以，干家务活实际上是一种责任，主动干家务事就是“顾家”的表现。
家务事总量基本固定，家里又只有夫妻二人，一个人不做，另一个人就得做；一个人多做一件，另一个人就可以少做一件。——这种朴素的思维当中，包含着夫妻恩爱、相互体贴的内涵。
方红梅说，不能把做家务看成一种负担，应该作为工作后的一种调节，当作八小时以外的一种消遣。因为做家务事本身就是对生活进行的一种整理和充实，只要消除了心理障碍，从中还能体验到很多乐趣。比方，早晨起床后，当你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在组合音响里传出的悠扬乐曲声中，把揉作一团的被子叠成规则的“豆腐块”，把皱巴巴的床单拉平、刷净，铺上漂亮的床罩，摆好被子和枕头，再喷上一些香水或者空气清新剂。此时，你抱起双臂，环视房间，是不是会感到赏心悦目？酒足饭饱之后，把餐桌上狼藉一片的杯盘碗筷集中到水池里洗净，分门别类摆进碗橱，把残羹剩汁连同菜渣一起倒进垃圾桶。桌面抹得铮亮如镜，地面拖得一尘不染，厨房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此时，你擦一把额上的汗珠，用香皂洗净双手，解下围裙，心里是否有一种大功告成的感觉？
“变零乱为整洁，变杂乱无章为条理清晰，虽然需要付出一定的体力劳动，但能够感受到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快乐。”王加林这样总结道。
基于这种乐观的心态和比较高的思想境界，困守牌坊中学的日子，他们大部分时间还是能够把家务事处理得井井有条。
后来，王加林去孝天城工作，夫妻分居两地，他们二人简直就成了“模范夫妻”。
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红梅老师都会带着女儿王彤去花园火车站去接加林。一见到加林走出车站，母女俩就兴奋地跑过去，抢过加林的行李，拉着加林的手，亲亲热热地拥着他回家。
路上，两位女同胞争着向加林讲述一周所遇到的趣闻轶事，饶有兴致地问这问那，嘴巴一刻也不闲着。
回到家里，红梅老师就端出早已煨好的排骨汤、蹄子汤或者鸡汤，逼着加林喝下一碗。有时，还备有美酒和满桌子下酒的好菜。
团聚的日子，夫妻俩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加林考虑到红梅一周来又是工作又是孩子又是家务，肯定累得够呛，便主动找活干，尽量多承担一些家务，让老婆轻松轻松。红梅又觉得周末就那么两天相聚的时间，希望加林陪她逛商店、看电影、打扑克、玩电子游戏机，或者聊聊天，说说话儿。因此，两人在一起的时间总是显得不够用，暮色降临时，他们都恨不得把太阳从西山后面拽上来。
到了下一个周一的早上，加林得赶火车去孝天城上班了。
每次分手时，红梅老师总是恋恋不舍，泪水在眼眶里打着转儿。他们互道珍重，互祝新的一周平安和快乐。
最后，总少不了说一声：“周末再见！”
那种小别胜新婚的感觉，一直温暖着王加林。
可是，最近这一年多来，自加林从孝天城调回花园镇之后，两口子之间的矛盾又骤然增多，罪魁祸首居然还是老生常谈的家务！
红梅老师觉得自己承担的家务活太多了，责备加林不为她分担。
她说，一起上班的女同事都比她享福。相比之下，她感觉自己处处不如人，夫妻团聚了，还不如分居两地时舒服，连麻将都没以前打得多。
攀比往往容易让女人丧失理智。比方，红梅老师特别羡慕那些和她一起打麻将的女牌友，羡慕她们能够得到老公的鼎力支持。主动为她们找人凑摊子，出手大方地给钱她们打麻将，甚至把饭菜送到麻将桌上，递到她们的手里。
一次又一次，听着这样的奚落和唠叨，加林就感到特别窝火。他觉得红梅完全是无理取闹，感觉老婆完全变了，变得他都快不认识了。
凭心而论，加林并非游手好闲、好吃懒做之徒，更没有大男子主义思想，在外人眼里，他甚至算得上是模范丈夫。勤劳，顾家，心细，体贴入微，这些在银行大院里都是出了名的。每天下班回到家里，或者周末不上班的日子，加林总是尽量找事干，找活儿做，很少闲着。
再说，而今与牌坊中学时相比，家务事不知要少多少，生活不知要方便多少。毕竟孩子已经长大，各方面的条件又都有了实质性的改善。就拿柴米油盐酱醋茶中首当其冲的“柴”来说吧，今昔对照，就要省下好多事情！
在牌坊中学时他们一直烧煤。
每次做饭，加林都得淘神费力地生炉子。把平日搜集到的废弃的桌椅板凳和捡回来的枯树枝，用斧子剁成寸把长的小木片小木条，拿旧书旧报纸引火，木柴在炉膛里燃烧起来之后，用火钳一个一个地把煤球往里面夹，煤球填满炉膛之后，再摇着蒲扇对着炉子的进风口不停地扇风。
烟雾袅绕，熏得人眼泪直流。
有风的时候，加林就把炉子提到操场边的走道上，让进风口对着风来的方向，省去人工摇扇子的麻烦。
阳光明媚的正午或者夕阳西下的傍晚，在开阔的黄土操场旁边，一只半米来高的绿皮煤炉，袅袅地飘散着乳白色的烟雾，曾经成为牌坊中学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炉子交给“风神”之后，并非百事大吉，人还得时不时地去瞅一瞅煤是否点燃。如果煤球身上冒出蓝色的火苗，说明成功了。要是煤球依然是黑的，或者煤身上仅有微弱的红光，那就得从头再来。
因为煤球掺土太多，加上煤炭品质不是很好，生炉子中途熄火是常有的事情。加林已经习以为常，大不了多费点儿柴禾和纸张，多花点儿时间，这算个屁呀！
真正考验加林的，或者说经常让他犯愁的，是买煤。
他们最初买的都是“黑市”煤。因为加林和红梅两个人的户口都在学校的集体户口本上，没有单独立户，所以享受不到每月定额的燃煤供应指标。
领取结婚证之后，加林拿着学校的集体户口本去花园镇派出所申请单独立户。可是，因为户籍所在地是“关王村牌坊中学”，不属于城镇居民，还是没有燃煤供应。如何把户籍所在地调到花园镇，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当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在办公室里说起他们的难肠事时，老师们都七嘴八舌地给他们出主意。女校长关玉荣说，花园镇派出所管户籍的民警，正好是她读中专时的同学，她可以帮忙去跑跑。
在关校长中专同学的通融下，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户口本上的地址变成了“花园镇中山街”。他们这才领到一本红塑料封皮的“城镇居民生活用煤供应证”，每月享受七十公斤的平价煤炭供应。
生活用煤供应指标“当季有效，过期作废”，因此王加林每个季度都必须去花园镇煤炭公司买一次煤。
一个季度的供应煤四百二十斤，自行车是无能为力的。
每次准备买煤时，加林老师首先得关注天气预报，确认有晴好天气之后，再去关王村的农家借平板车。通常情况下，必须提前一天把平板车借好，停在学校里，确保次日天蒙蒙亮时能够出发动身。
从牌坊中学前往花园镇，步行或者骑自行车的话，可以抄近道走那些尺把来宽的田间小路，但拖平板车就必须绕道花园铁路技校，到官塘附近并入孝花公路，经过京广铁路线花园北道口，再才能进入花园镇中心，有七八里路的样子。煤炭公司只有一个煤球厂，早上八点开门营业，但为了顺利地买到煤，必须提前去排队。
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一般是凌晨五点钟从牌坊中学出发，拖着空板车到达煤球厂时，六点半左右。煤球厂的大门自然是锁着的，但厂门口的板车、手推车、三轮车已经排成了长龙。一看到那阵式，他们就特别灰心，有时真想打道回府，改日再来。但回去又得重新走那么远的路，又得去找其他老师调课，又得去还板车、借板车，还不知道下一步会碰上什么样的天气。
横下一条心，等吧！
煤球厂有两部蜂窝煤机，进入厂区后，买煤的人会自动地排成两列。当然，也有遇到一部机器出现故障、罢工停摆的时候，两列队伍又会重新并成一列。为了抢占比较靠前的位置，或者遇有不守规矩的人插队，就会发生争吵、对骂，相互推来搡去，甚至大打出手，搞得头破血流。
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属于遵纪守法、遵规守矩的好公民，他们总是老老实实地排队。往前面看了看，似乎也井然有序，只是队列挪动的速度相当慢，每辆车主买煤的数量都特别大。原来，前面排队的人手里往往拿着好几家人的煤票，一个人排队，买好几家的煤。
结果，还没有轮到他们，就到了中午十二点，煤球厂要下班了。蜂窝煤机的轰鸣声停了下来，没买到煤的人被赶出厂区，被吆喝到大门口重新排队。
可以想见，此时的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是什么样的心情！
回家是不可能的，想回去吃了饭再来，这一天绝对不可能买到煤。他们只能顶着烈日再熬两个小时，等下午两点钟煤球厂重新开门。
于是，加林老师继续排队，红梅老师去买馒头、花卷或者包子来充饥。正常情况下，下午是能够买到煤的。当然，如果遇到蜂窝煤机出故障等特殊情况，又另当别论。
买到煤的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一人如老牛般地在前面拉，一人跟在后面推，回到学校时，太阳早已不见了踪影。
对于那些性急或者时间比较紧的顾客，煤球厂备有一套比较“人性化”的处理办法：直接出售没有加工的散煤。不过，煤票只能按七折供应，也就是说，一百斤煤票只能买到七十斤散煤，因为他们必须把本应掺在里面的泥土和水的份量计算在内。
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遇到课调不开，只能挪出半天时间买煤的时候，通常会接受这种“不平等条约”。
散煤买回后，只能堆放在办公室门前的走廊里，用塑料薄膜盖上。等到周末不上课，并且有大晴天的时候，再来自己动手做成煤球。
这项工作可是高强度的体力活。首先得借助铁锹、铁撮和蛇皮袋，把煤全部搬运到操场上。再到校园外面的塘埂上去挖泥土。用蛇皮袋把泥土驮回，倒入煤中，用铁锹拌匀。然后，拿着塑料桶去食堂门口的水龙头处提水。接着就是和煤了。
和煤是有讲究的，先在拌有泥土的煤堆顶部扒个坑儿，倒入一两桶水后，等上十几分钟。水全部渗入煤堆后，再就铁锹翻动。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湿，和到如同黑色的泥巴状之后，就可以动手搓成鸡蛋大小的煤球了。
煤球整齐地摆放在操场上，如同一片黑色的蘑菇。在阳光的普照和烘烤下，煤球的身体开始变硬，颜色由深黑变浅。到了傍晚，无论煤球是干是湿，都得把它们收回家里了。因为谁也不知道晚上天气会发生什么变化，如果突然下雨，那就全泡汤了。
搓煤球完全靠手工，既耗费时间，又劳累人，而且手上的煤很难洗干净，特别是指甲缝的黑颜色，往往个把礼拜还难得褪尽。
一些生活经历比较丰富的老师就建议他们做煤饼。用铁锹把和好的煤铲到操场上，拍成一块块的煤饼。正面晒干后，翻过来晒背面，然后就可以收回家里了。使用时，只须把煤饼敲成小块，也就变成“煤球”了。
这种方法当然省事得多，而且煤饼便于摆放，能够整整齐齐地垛成一堆，不象煤球那样稀里哗啦占好大个地方。
再后来，老师们又向他们推荐了一种用手工制造蜂窝煤的机器，俗称打煤机。把打煤机连续多次捅进和好的煤堆里，就像春节时农村打糍粑一样，待煤泥充分填满下面的铁模后，再提着打煤机到操场上的空地，用脚把“蜂窝”蹬出来。
这种自制的蜂窝煤与煤球厂机器制造的相差无几，甚至还要结实，但因为每做一个都得来回跑一趟，加上捅煤填模具相当费力气，做完四百多斤煤，人往往累得半死，几天都伸不直腰。
买煤和做煤的辛劳和艰难，真是一言难尽。
还有好几次，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刚刚把煤做完，本来晴好的天气突然风云变幻，豆大的雨点从天而降。这时夫妻二人就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开始手忙脚乱地往家里抢煤，有时还不得不发动学生们帮忙。
自从搬进银行宿舍，用上液化气之后，所有这一切都成为过眼云烟。煤气灶的方便、干净和快捷，曾经让加林同志兴奋得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产生了一种从地狱进入天堂的感觉。他甚至觉得，用煤气灶做饭是一种享受。你看，一扭开关，火就来了。想开就开，想关就关，想大能大，想小能小，还省去了“生炉子”的环节。
至于买液化气，也很方便。只需要把空煤气坛子送到银行门房的过道上，司机们就会开着车子去液化气公司把煤气罐回。有时，他们甚至会扛着煤气坛子送到加林主任的家里。
光是“柴”这一项，现在与牌坊中学时相比，就省去了多少麻烦，减少了多少工作量啊！其他方面同样举不胜举：家里有了自来水，不需要去外面提水呀；买了洗衣机，洗衣不用手搓，不用出去清洗呀；用上了电饭锅，不需要去食堂蒸饭拿饭呀；买菜步行几分钟就到了菜市场呀……
总而言之，家务事的总量比以前大幅度减少，做事的人还是夫妻两个人，怎么矛盾反而增多了呢？
面对老婆无休无止的唠叨，加林的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坏，动不动就发火，乱喊，乱叫，乱骂人，因为他同样感觉自己很冤。
红梅老师埋怨他总是要等到下班之后才回家，意思是应该提前下班，回来把饭做好，等着老婆孩子回家。
加林认为这完全是无理取闹，是想打码头，是在逼他。
未必自己非为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对老婆打麻将放任自流，最好也能把饭菜做好送到麻将桌上；不工作也行，就当一个家庭主男，从早到晚买菜做饭洗衣扫地，把什么家务事都做完，好让老婆当一个坐享其成的太太……可是，这现实么？如果加林不上班，或者说，如果他不在银行里工作，家里能够拥有眼下的一切么？
红梅老师是因为与学校的女教师比较，才产生了心理上的不平衡，但加林如果与银行的男同事们比较，他同样会感到委屈呀！整个新宿舍楼二十四户人家中，他比哪一家的男人做的家务事都要多！
人事股长陈清平，都快退休的人了，居然还不会做饭，连面条都不会煮。加林能跟别人比么？
特殊的家庭条件摆在这里，双方的老人都不能作指望，注定了我们必须承担更多的家务，必须履行更多的责任。况且，三口之家又能有多少家务事呢？一日三餐，洗衣洗碗，拖地做卫生，这些事情能累死人么？人是应该有点儿牺牲奉献精神的。
加林有些委屈在心理埋怨方红梅，我并没有指望你在事业上支持我，甚至没有想到自己将来生病或者遭遇不幸时，能够得到你悉心的照顾。多做一点儿家务事，你就满腹牢骚，你能算好老婆么？我们能算美满夫妻么？
这些问题一直没有找到圆满的答案。他们在做家务事上的分歧也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红梅对加林还有一个不满意的地方，就是觉得他对她娘家的人帮助太少。
无数次，她这样质问王加林：“你摸着自己的良心想一想，结婚这么些年来，我的亲戚六眷沾了你什么光？享了你什么福？得了你什么好处？”
女人为什么嫁人？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意思就是女人嫁人是为了找一个能够养活她的人，而按照红梅老师的逻辑，光养活她本人还不够，还必须让她娘家人得到好处。
要是赋予这样的使命，加林肯定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因此，他常常为此感觉羞愧，觉得无地自容。
唠叨是女人制服男人的杀手锏，而先声夺人地强词夺理，又是红梅老师的看家本领。
基于这种形势分析，我们可以大胆地预测：在方敬文贷款的问题上，加林同志恐怕很难招架得住。
在我们罗罗嗦嗦地理论做家务事的长长短短的时候，模范丈夫加林同志已经煮好了饭，炒好了菜。他打开电视机，坐在沙发上等候家里的两位女同胞。
首先回来的是县一中的红梅老师。
她看了看色彩斑斓的餐桌：番茄炒鸡蛋、青椒炒瘦肉、芹菜炒千张、清炒小白菜、蘑菇豆腐汤。忍不住拿起筷子尝了尝，对老公的厨艺给予夸大其词的表扬。
“彤儿怎么还没回？”红梅老师穿过小卧房，到阳台上朝银行大院望了望，没有看见女儿的身影。
她又回到客厅，坐在丈夫的身边，一起看电视节目。
趁着等女儿的功夫，两人试着开始了艰难的交谈。
就象约好了似的，他们首先谈的是钱仲元和余丰新，接下来就是短暂的停顿。
后来，王加林终于说：“下午敬文来找过我。”
红梅老师觉得也没有必要藏着掖着，于是回答说：“我知道了。他也去学校找过我。”
后面的交谈就变得比较简单。
有些遗憾的是，大家预想中的磨牙拦嘴，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生。
方红梅说，她弟弟也是走投无路，确实没有办法。上班的单位孝天副食品批发公司要死不活，弟媳李华已经下了岗，每个月只能领生活费。一家三口要吃喝，要生活，亮亮要上学读书，还要学打乒乓球，敬文不找点事做怎么办呢？
王加林说，现在银行基本上不发放信用贷款了。贷款必须有担保，要么房产抵押，要么存单质押，要么信用特别好的单位作保证人。敬文什么担保都没有，贷款根本就批不下来。
“你能不能给他当个担保人呢？”红梅老师问。
加林解释说，银行有制度，银行职工是不能为客户提供担保的。
“那能不能用他的房子作抵押呢？”
加林回答，用于抵押的房产必须进行评估，评估要交评估费，还需要较长的时间。还有一个问题，敬文在孝天城的房子，评估价根本就到不了五万元，还不知道他有没有房产证。
红梅黔驴技穷，变得哑口无言。
良久，她又追问：“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吗？你能不能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为他指条明道儿？想一个行得通的办法？”
王加林好半天没有吱声。
方红梅穷追不舍：“他又不是找我们借钱，又不是向我们要钱，只是公事公办地办个贷款而已，而且四十几天就可以还。即使是外人遇到难处找上门来，你也应该想办法帮一下吧？何况他还是你老婆的亲弟弟。”
万不得已，加林只得亮出最后的底牌：“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我的名义贷款，再转借给他使用，但额度不能超过两万元。”
这是A银行孝北县支行内部出台的政策，银行正式员工可以申办两万元的信用贷款。
“那就以你的名义先给他贷两万元吧。”红梅老师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吩咐道。
加林再也不好推辞。为了方便今后追索贷款，他提议，贷款以他的名义办理可以，但不能告诉敬文实情。仍然说银行是直接贷给敬文的，加林只是担保人。
看到加林如此谨慎，年轻的读者们可能会吐槽，在心里嘲笑我们的加林主任。不就两万元钱么？收不回又怎么的？还用得着这样？
这话放在今天说丝毫也不为过，但当时是1994年啊！
1994年的两万元钱相当于现在多少钱，这个没办法换算。如果简单地定义两万元钱是多还是少，也难得让大家信服。我们还是来算一笔账吧！
加林同志1982年参加工作时，每月的工资是42元，1992年离开牌坊中学时，每月的工资是84元。十年工资正好翻了一番，年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与国家GDP的增速基本相当。如果取其中间值63元作为他的月平均工资计算，加林在牌坊中学工作十年，总共领取薪酬7560元。加上每个月几块钱的课时补助，和担任班主任时每个月5元钱的班主任津贴，他工作十年还没有挣到一万元。
也就是说，两万元相当于他和红梅老师参加工作最初十年各项收入的总和。有了这笔账，大家对加林主任近似于惶恐不安的谨慎，大概就可以理解了。
贷款的事情商定之后，夫妻二人站起身准备吃饭。可是，家里的小公主仍然不见踪影。
今天是怎么回事，王彤同学为什么这么晚还不回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