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疾病会赋予病人一种权力，那就是说重病患者面对严酷的生活不再卑躬屈膝，变得放肆和狡黠；因为他对人生不再有任何指望，等待末日来临的人，还会在乎谁对他的态度吗？只要想说，就大胆说，只要想干，就放手干，无所畏惧，甚至会表现得十分没修养，对谁都会竭尽刻薄讥讽之能事。
那时，我不仅对自己失去了信心，也对别人心怀不满，甚至蛮横无礼。任凭我周围的人花言巧语，软硬兼施，我自岿然不动。我尝到了沉默的乐趣。我漠视我的环境，主要是我周围的人，他们的一举一动很滑稽。首先是大婶，拖着一条瘸腿在院子里遛来遛去，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透着焦急，时不时地往我的屋子里观望。看也白看，我把窗户用厚厚的窗帘遮着，我透过窗缝向外看，像是看一出戏，尽管这出戏的主角是我。
然后是大叔父。他与大婶的表现形式不同，也许是性格和性别的原因吧！他假装扫院子，朝我这边偷窥，借晾晒被子，多次进出屋子，漫不经心地朝我这边看。
堂哥旦旦不掩饰他的坐立不安，他生来就不会掩饰什么，此刻他正叉开双腿站在他的屋门口抽烟。他的另一只手揣在裤兜里，鼻孔里的烟雾持续不断地往外冒，和着嘴里的哈气混合在一起，笼罩了他整个上半身，以致他的脸也模糊不清了。
小婶找来吴文民做说客，我也没给他脸色看，吴文民讨了个没趣，走出门外，站在我的屋外一言不发，像个木头人。小婶埋怨他没把我劝进医院，他低声说了句什么，两人就争吵了起来。
占钱、林行和老社长都像轰炸机似的天天轮翻来。他们就像**纵的机器，在我的身旁团团转，我摆手，他们就停下来；我招手，他们就站起来，我躺在床上，他们就伏在“摇篮”上象看婴儿似的看护我。
我感觉到我周围的人因为我而改变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夜以继日或日以继夜地用他们健康人的意志左右我这个病人的意志。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健康人对重病人夜以继日或日以继夜地看护和关爱，是世界上最无私、最纯洁、最真实的爱。
人一但患上了重病，就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爱，比如，我上厕所的时候，小婶就会上来扶我，甚至会看到叔父的身影在窗前晃动，密切关注着我；我一旦走出院门，堂哥就会马上从后面跟上来，在离我大约一米远的地方不紧不慢地随行。他们怕我突然晕倒或去自杀，毫无疑问，一个身患绝症、生活不幸的女人如果走上自杀之路，没人觉得奇怪。
但我没想到自杀，我绝不会自杀，因为我觉得那太对不起关爱我的人了。没到穷途末路的地步，我绝不自杀，我拒绝自杀。
电话是一律不接的，无论电话铃响多久，但我不拔掉电话线，我要保持正常的周围环境。电话打到大婶的房间里，让大叔喊我接电话，也徒劳！
半夜12点的时候，我的电话又响了，使我想起了日本的一部恐怖片《午夜凶铃》。这个联想并没能唤起我丝毫的恐怖感，这个世界上没什么比癌细胞更可怕了，它只是引起了我残存的好奇心。我拿起了听筒，想不到就拣起了我后来心中的另一个太阳。
由于四周非常安静，话筒里的声音显得十分清晰，一个好听的男中音，他说他是占孝通。
我想了想说：我不认识占孝通，我没有叫占孝通的朋友，你打错电话了。
那边说：严格地讲不是你的什么朋友，是你的大夫，妇科大夫。
我想起了中心医院那个文质彬彬的妇科大夫占孝通。我笑了，我说：您电话里的声音跟平时不太一样，所以，没听出来，再加上咱们统共只见过两面，不够熟悉，听不出你来了，请多包涵。
占孝通说：以后会熟悉的。我问他怎么知道以后会熟悉的。他也笑了，他说我迟早要做他病人的。我说我想都还没想好去不去治病，你怎么知道我会做你的病人，怎么做你的病人？
他说他刚做完一个手术，很累，有时间再聊，明天他在病房等我，商量住院的事情。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拿着话筒愣愣地站了好长时间，我猜不透占孝通这个电话是不是家里人让他打的，家里谁让他打的？是小婶，还是小婶托吴文民让占孝通打的？占孝通的做法完全不象一个医生的传统做法，哪有医生给病人打电话求病人让他治病的？也许占孝通是个例外？是个货真价实的人道主义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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