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婶和吴文民回来的时候，上海的天气出奇的好。房顶上积雪开始了溶化，雪水流了一院子，大叔父用一把长笤帚将院子里的雪水朝着院子当中的下水道口扫。他一边扫，房顶上的雪水一边朝下流，真不知道大叔父是不是要这样循环往复地扫下去，一直扫到雪完水干。
小婶站在我的屋子里看大叔父扫雪，嘲笑大叔父，说他可能是要借此锻炼一下身体。大叔父直起腰的时候，小婶悄悄对我说你看他出汗了。快到中午的时候院子里的水流得像河似的，大叔父不再扫了，他站在北屋的廊檐底下，一只手撑着笤帚，一只手插着腰，满脸通红。这时候大婶在屋里敲玻璃让大叔父进屋去，大叔父进去不到三分钟就出来了，径直朝我屋子走来。走到门口却不进来，站在门口说让小婶到大婶那里去一趟。
小婶回到我屋里的时候，手里攥着一个信封。我问她是什么，她说是大婶给的红包，大婶竟然知道她结婚了。我说这有什么稀奇，大叔父一定会告诉她的，她对你结婚理解与否就另当别论了。小婶说，得了吧，她还问了吴文民的情况，一点也不痴呆，还嘱咐我要好好过日子，像她和叔父那样。
我笑了，说，看来大家都有当榜样的**。小婶说她就没有，还严肃地对我说：千万别结婚，不然，会后悔莫及。
我说：还用你来告诉我，我又不是小姑娘，可惜，想结也没时间了。
没等我发完感慨，占钱打电话来了，告诉我晴晴他们出国的事已着手办理，问我会不会改主意。我听了叹口气说，我还有什么资格改变主意呢，我能不能活到他们办完出国手续都难说。占钱说我总那么悲观，要是都像我这样世界不就完了。
晚上吴文民来了，我问他结婚后小婶是不是就要搬走了。吴文民看着小婶只是笑，却不说什么。小婶说，走什么啊，走哪去？我哪都不去，就住这儿，谁不愿意住这，谁别住。
吴文民说，我也没说不住这儿呀。然后转过头对我说，占孝通让你去医院再检查一下，如果身体状况好，就考虑开始化疗了。
第二天一早，我给占孝通打电话，约去医院的时间。占孝通说现在就可以去，我看了看表8点一刻。就匆匆准备了一下，就往医院赶，到了占孝通的办公室门外敲了敲门，没人应，一抬头看见门上贴了一张不干胶纸条，写着：小青：我临时有个手术，大约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你想干嘛去干嘛，到时再来我办公室等我。
我在医院宽大的走廊里来回溜达，走过我身旁的大多是些穿病服的病人，他们有的步履艰难，目光呆滞，有的面容枯槁，头发蓬乱；而那些“白衣天使”们却脚步轻盈、神态自若，我想，人间健康与病患者的两大阵营，在这里永远对峙着。
这时，迎面推来一辆车，车上躺着的肯定是病人，病人的头已经用被单完全蒙住了，不用问，人已经死了。走在一旁的除了一位个子矮小的护工外，还有一位漂亮的护士，走近一看竟是黄莉。黄莉看见了我，就冲我招手，我问黄莉：一大早就往太平间送人啊。
黄莉说：谁让她一大早就走呢，再说也是姐妹一场，我得送送她，给她一个人情。
经过车旁，我看见了从绿色的被单下露出了半截雪白细腻的胳膊，由于失去了血色，显得涂抹得细致的大红色指甲油和那丝线编织的耦合色手镯格外耀眼夺目。我的心一沉，连忙轻声问：是许祥？
黄莉点点头，我下意识地跟着她们走，一直到了电梯旁，我不知道我这样跟着有什么意义。我们都站在有些拥挤的电梯间等电梯，黄莉说：小青，你不要跟着我们，太平间在地下二层，再说也不让一般人进去。
我点点头，走近黄莉伏在她的耳朵旁对她说：能不能让我看一眼许祥。黄莉很疑惑地朝四周看看，周围都是忙着看病的人，要不就是住院病人的家属，总之都是活人，而我要在这些匆忙的活人中看一个死去的人，显然有点让黄莉免为其难。
但黄莉只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一下头，我便轻轻地撩起床单的一角，匆匆看了看病友的遗容，虽然我心里有准备，还是被许祥的苍白吓了一跳，她的皮肤比活着的时候还要细腻得多，表情一点都不痛苦，嘴角处甚至还流露出一丝笑意，这让我多少感到一点欣慰。我看见一缕头发挂在许祥的右边脸颊上，就想帮她弄整齐，恰在这时电梯来了，黄莉让我靠边，然后将被单盖好推进了电梯。周围的人不知道车上睡的是死人，他们的神情都十分坦然和平静，好像都渗透了人生的某种机缘，视死如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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