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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前会议讨论同安王郑芝龙的任命以来,小贝勒爷玄烨一直是在扮演着坚定支持者的角色,而且巧妙地利用几位汉臣的不同心理,成功将他们分别打造成了“大义与重利”、“忠义与奸贼”等不同观点上自己的对立面。一番不可谓不艰难的“折冲”之后,好不容易反驳倒了几派不同声音。谁承想到最后,玄烨自己要跳出来做最大的反对派!
一时之间,众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弘毅此时绝不是因为开了如此冗长、议题众多的会议而思维混乱的样子,反而格外的精神与坚定。
其实,这就是他所说的“转承起伏”!当你们都不看好郑芝龙的时候,我偏要将他的种种神奇一味放大,而且有理有据,让你们不得不认同我的观点,心中至少要有一个潜意识,那就是我所说的“真实”的郑芝龙,并不是你们以为的那样不堪——
知书达礼,有一定的儒家底子;不忘祖宗,始终把自己当做中国人;愿为栋梁,曾有经世安邦的宏愿;善于纵横,各方势力都能兼顾周全;敢于碰硬,该出手时就出手;精于航海,二三十只海船起家而成为南洋独霸;长于经商,白手起家、富可敌国……
而当这种判断在你们心中慢慢滋生、立足、壮大、巩固。继而赞同朝廷委派他去率领大清第一支官办武装船队大行贸易、广纳重利的时候,玄烨却要让形势急转直下——你们都别忘了一点。那就是自古以来对商人的普遍评价:无商不奸!
不过这种警示和提醒,如果一开始就摆在众人面前,估计谁都会一笑而过,悠悠说道:“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既然如此,我就反其道而行之。现在重提此事,效果就大大不同了:说一千道一万,堪为大用的郑芝龙,毕竟是一个大大的海商!纵使你有滔天伟才。可本性难移,那就必须加以防范!
不得不说,弘毅的策略取得了奇效!短暂喧嚣的大殿之内,很快恢复了应有的平静,每个人都在等着小皇子来自圆其说。
“玄烨,同安王到底用是不用?你需拿定主意。”
福临善意提醒还在那里“嘚瑟”的儿子,心底里还是有一些不悦的:一开始你提出来行海商。接着就把同安王不遗余力往前推,就连我这个当皇上的也跟着你好一个折腾。好不容易反对的意见都被你“掰扯”得差不多消停了,怎么?你自己却要往回出溜吗?要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看来我还要好好敲打敲打你,让你知道这御前会议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的儿戏!
“皇阿玛,玄烨主意已定。只等皇阿玛圣裁。”弘毅十分理解青年皇帝此时那种被儿子“戏耍”的尴尬和幽怨,故而立即坚定回应。
“哦?朕倒以为,你现在无论是何主意,都是难以自圆其说了!”福临真的有些生气了,和个真事儿似地如此笃定。你当朕和大臣们都是任你摆布的棋子不成?
“皇阿玛,儿臣一番苦心。就是要让朝堂上下、满朝文武都能明白知道:同安王确有奇才,需大用;同安王又固有不足,需提防!”看到福临恼火起来,弘毅知道最后一点火候也到了,终于说出最真实的论点。
“‘大用’又‘提防’?哈哈!玄烨啊,你到底是年幼啊!朕之用人,历来都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大用,何须提防?若要提防,不若不用!”福临果然不以为然!
皇帝这种反应,弘毅早就心知肚明,不足为怪。而他生生把这御前会议后半段进程弄得如此纠结拧巴,其实就是为了最后对福临这个颇有主见、甚至有点刚愎自用的皇帝,进行“用人观”理念上的洗脑。也就是说,刘昌也好、胡世安也罢,都是给福临最后“被出场”做铺垫的!真正对弘毅的“长策大计”会有所羁绊的,恰恰是福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用人观!
说青年皇帝笃信“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有道理的,因为福临的人格特点决定了他对那些自以为“情投意合”的人,必定会执着于此。这位少年皇帝比较刚愎,血气方刚、性情不定,又带有建州女真骨血中“随身以俱”的率真与冲动,所以为人处世多不按常规出牌,比如他对前皇后孟古青的随意废立,就突破了历朝旧例。像福临这种人,如果让他感觉和谁心意相通、亲密无间了,一定会做出“立下重誓、永不背叛”的豪言壮语。对于老阉奴吴良辅的百般维护而始终不弃,并非他不知道这奴才的斑斑劣迹,恰恰就是如此用人观的明证。
故而福临亲政之后,便将自己的观念推而广之,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政策广泛运用到了内朝与外藩等各个领域。在京内,表现在福临对一班汉臣的格外器重,无论新旧南北,只要你有才就统统委以重任、极尽亲密。一旦起了对谁起了疑心之后,福临更是果断杀伐,绝不手软。陈名夏得宠之后的登峰造极、恃宠而骄,失宠之后的身败名裂、命丧黄泉,恰好体现了这两个极端。
对边陲外藩,这种用人策略就体现的更加明显了,突出的例证就是对吴三桂的信赖有加。
其实,福临和吴三桂原本并不亲密,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对立的意味在里面。因为福临亲政前一直受制于叔父多尔衮,与其貌合神离。心存怨恨,而吴三桂又是多尔衮手下的得力干将。二人真正打交道。是在顺治七年多尔衮病故后。
隐忍多时的福临在多尔衮死后不久,就先对其派系进行了无情打击:顺治八年正月初六(1651年1月26日),福临以多尔衮同母兄、英亲王阿济格谋乱罪,将其“幽禁”。十二日,少年皇帝御太和殿宣布亲政,此年虽仅十四岁,但“坐殿上指挥诸将,旁若无人”。二月二十一日。顺治帝颁谕追论多尔衮罪状昭示中外,“罢追封、撤庙享、停其恩赦”。随后,他重用多尔衮生前严酷压制的竞争对手郑亲王济尔哈朗以清洗多尔衮的在朝势力;他下令处死依附多尔衮且握有实权的大学士刚林、祁充格,杀掉固山额真、吏部尚书谭泰,并令阿济格自尽。这一系列“疑人不用”的雷霆手段,沉重打击了多尔衮派的势力,多尔衮经营多年的关系网一夜之间土崩瓦解。被多尔衮视为左膀右臂且统领大军的吴三桂自然若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担心清算屠刀会落到他的头上。
顺治八年四月间,也就是在福临处置多尔衮后不久,身在陕西前线的吴三桂突然写了一份奏报,驰送北京,要求“入觐”。朝见皇帝。他除了要诉说自己眷念皇帝的心情,表达要见皇帝的愿望外,也想借机观察朝廷的动向和对自己的态度。少年皇帝接到奏请,以陕西战事已息为由,慨然批准吴三桂进京。
八月初。吴三桂抵京,礼部安排了觐见的时间。十日。福临至中和殿,接见吴三桂,良言慰劳,然后赐宴款待。作为一员明朝降将,还是多尔衮最为看重的马前卒,居然被亲政不久的皇帝接见并赐宴,这是一般大臣所不易获得的殊荣,吴三桂感到莫大满足。福临的这一举动,使吴三桂心中的顾虑顿时冰释。多尔衮被惩处,并没有牵连到他,朝廷对他一如既往给予信任,吴三桂对此十分欣慰。
皇帝对吴三桂的信任和器重,通过赐给他金册金印、下嫁皇太极第十四女给吴三桂之子吴应熊等,充分体现出来。颁赐册印,摆正了吴三桂牢不可破的地位;下嫁皇妹与吴三桂结亲后,福临和吴三桂之间由君臣关系转眼变为亲戚关系。吴三桂不仅未因自己的靠山多尔衮的倒台而遭株连,反受新主子的青睐,继续飞黄腾达。民间甚至有种种传闻,说福临和吴三桂曾经结拜为异性兄弟、永不相负。
只可惜,正史里康熙继位之后决定削藩,吴三桂起兵称帝与清廷走向了你死我活的对立面。康熙后来挖出吴三桂尸骨切成数段分送各地,以泄其愤。发生此种谋反大事,已成清廷大罪人的吴三桂若真与福临有结拜之事,显然已非佳话,而堪称一段令清廷羞于启齿的大丑闻,谁敢提及,必获诛灭九族的死罪!于是,顺治与吴三桂间这段结拜往事从此便销声匿迹,仅流传于市井阡陌间,只留在后人亦真亦幻、虚实难辨的模糊记忆里。
福临为何如此忠实于自己“用人不疑”的政策呢?归根结底,是与他笃信收买人心的笼络政策会对前明旧臣大有作用。
大清入关后,统治根基不稳,单靠清朝自己的力量难以统治中国,甚至还有被逐出中原的可能。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笼络以吴三桂为代表的汉族上层,迅速平抚汉人的反清情绪、“顺而治之”,就成为顺治一朝的基本国策。不但对吴三桂恩宠有加,对其他有声望的汉族官宦名士,福临均能予以礼遇。
大学士党崇雅告老还籍时,他两次破格召见,赐坐,赐衣帽、靴袜、茶饭,“温语慰劳良久”,并特命满大学士车克送行。
对洪承畴的重用,更突出地反映了福临争取汉人的勇气:小皇帝力排众议,令洪承畴坐镇东南。不过洪承畴坚持“以守为战”的方针,从未主动出击,致使坐镇数载,虚靡兵饷,引起朝臣不满,认为这是“坐而自困之道”。然而,即便面对朝臣的指责和洪承畴的一再请求解任,福临却一再“优旨慰留”。对洪承畴的信任不动摇,终使洪承畴收到了“以守为战”的招抚之功。
对东南割据的郑森,福临一再为其开脱,即便郑森提出的条件无法接受,他也不断绝与其谈判的通途,以便日后留有余地。而这一策略终于在弘毅穿越之后收到奇效,更使得青年皇帝深信不疑自己的正确!
当然,福临能够百分百坚信自己用人不疑政策的正确性,还在于吴三桂等汉臣也给足了他面子,始终表现得忠贞不二。
吴三桂为了表示自己对皇上的忠诚,对农民军残部进行残酷地镇压,动辄屠城。而且,对一些起兵抗清的朱明后裔,他也不遗余力地去斩尽杀绝,吴三桂思想和行动的转变使得福临对他更加倚重。
所以,如果为了达到让郑芝龙率船出海的目的,就将同安王说得天花乱坠,弘毅十分担心福临会想信赖吴三桂那样去信赖郑芝龙。吴三桂说到底还毕竟是一名儒将,十分看重君臣忠义。而对于郑芝龙,弘毅实在是没有丝毫把握!
到底该如何给青年皇帝普及一下辩证的用人观呢?如何恰如其分的说出海商的唯利是图?还不能用力过猛、适得其反,一棒子把郑芝龙打下十八层地狱不得翻身。一定要拿捏准这个“度”!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弘毅反复思索着皇帝坚持的这一“用人导向”,再一次调动起自己后世积累的点滴“聪明才智”……想起来了,这不就是一道考量“辩证法”的常用题目嘛!2010年的国际大学生辩论赛上,曾经就有这样的一个辩题!
哈哈,那我就来给年轻的皇帝普及一些朴素的辩证法常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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