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地人称天府之国，素来物产丰饶。加之近四十年来，孟氏父子治理蜀地虽无显著政绩，但却一向平静安定，不似中原那般战乱频仍。是以此时的蜀地堪称物阜民丰，士绅百姓生活不但远比中原地区富裕，而且过同样战乱不多的荆湖和南唐（江南）地区，甚至与幽云之战前数十年无大的战事，又经“清园”兄弟苦心经营多年的幽云十六州相比也不遑多让。因此，在伐蜀大军停驻成都，等待朝廷旨意的将近两个月里，无论是唐潮、程飞，亦或是穆特尔、辛飞宇，均十分重视军纪。不仅要求麾下各部约束所管兵将，严明军纪，未经许可不得得随意出入军营。而且还依照当年王崤峻在金陵城的作法，组织起多支军纪整肃行动队，于成都城内及周边村镇往来巡查，对那些破坏军纪、为非作歹的的周军兵将及蜀军散兵游勇严厉惩处，绝不姑息。
严厉的军法，铁面无私的军纪整肃行动队，再加上原本就军纪严明的“飞龙军”各部所起的带头作用，特别是几名“保安军”新兵因为以低价强买商家货物，被军纪整肃行动队当街就地正法后，近十万人的伐蜀大军在屯驻成都的两个月时间里，便再未出现过一起违犯军纪的案件，从而被蜀地百姓称为“仁军义师”，对其再无战争刚刚结束时的抵触、戒备、隔阂与不信任。而直到此时，唐潮、程飞等领兵主帅那颗悬着的心才慢慢放下，轻轻的松了一口气，毕竟，前世宋军只用两个月时间便攻占成都，却因为兵将们强取豪夺、敲诈勒索、掳掠无度而引起兵变民乱，不得不花将近两年时间去平息暴乱的教训他们是听七哥张维信详细讲述过的，兄弟四人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重蹈前世宋军覆辙，让那一幕在这个时空中重演。
与此同时，唐潮还命孟昶亲书手谕，派遣多路使者晓谕蜀地西、南各军州，命其长官守将改旗异帜，并前来成都输诚请降。
建隆五年阴历五月十八，前去开封请罪的孟仁贽返回成都，随其一同前来的使者则带来了朝廷的旨意：
一，命孟昶及后蜀朝廷一众文臣武将即刻启程进京，面君请罪；
二，命穆特尔、辛飞宇率伐蜀大军主力护送后蜀君臣返京；
三，改蜀地为四川道，以唐潮为权四川道安抚置制使、程飞为权四川道安抚制置副使，领军三万（“飞龙军”五师十三团，骑兵、炮兵各一部，江防第一舰队一部，以及保安军八个团）驻扎成都，总理四川道一应军民事务；
四，大赦四川道，其所辖府、军、州、县免除当年一应蠲税（绵州用周边遭焚屋毁粮之州县免两年蠲税），此前后蜀伪朝廷所征收之苛捐杂税经查实后一律免除，开仓放粮，赈济因战争而衣食无着之百姓；
五，诏谕四川道西、南各州县，令其官员守将各安其职、恪守本分，务必保持治下秩序安定、百姓安居。
作为一道安抚新占之地的诏书，由陪同孟仁贽返蜀的朝廷使者带来的圣旨所写与此前颁至荆湖、南唐（江南）等地的安抚旨意基本相同，唯一不一样的却是对唐潮、程飞这两位总理四川道一应军民事务主官的官职上。此前无论是任命钱远山为湖南道安抚制置使，还是任命曾志林为江西道安抚制置使，均是实质加封，并无任何虚化之处。可这次任命唐潮和程飞的安抚制置正副使前面却加了个“权”字，也就是代理职务、暂且为之的意思。单就手中职权来说，加没加这个“权”字，相差并不大。可多了这个“权”字，便会给人一种不稳定、不踏实的感觉，受封者会觉得心里没底，会觉得自己头上的这顶乌纱并没有戴结实、戴稳当，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掉下来或者被人给摘掉，以至不能实心实意的办事情。
不过，作为当事人的唐潮和程飞，对这个“权”字并不在意。一方面，二人均为朝廷重臣、身上都带着实际军职以及开国伯的爵位，有没有这个四川道安抚正副使的名头都不打紧，既不会影响他们在穿越团队中的地位，也不会削弱他们已有的权柄。另一方面，随着后周朝廷旨意而来的还有一封委员会的说明文件，其中对任命二人为权四川道安抚制置正副使进行了清楚的说明和详细的解释，也足以消除两个人对这一任命可能存在的误解与不满。
实际上，此番之所以任命唐潮和程飞为权四川道安抚制置正副使，并不是对二人的表现有什么不满意，更不是有意打压他们，而是穿越团队委员会从目前后周及天下形势出，同时考虑到今后治理国家的需要，决定在平定蜀地之后，对整个后周朝廷实际控制区域的地方行政层级和机构进行一次大规模调整，以适应越来越大的疆土，以及越来越多的人口。而且相关调整方案已经出台，近期内就将颁布实施。也就是说，唐潮和程飞的四川道安抚制置正副使的官职用不了多少时间就会生明显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为二人的官职前面加个“权”字也是出于方便日后重新任命新官职的考虑。
当然，考虑到重新对整个后周朝廷实际控制区域的地方行政层级进行大规模调整所牵涉的面非常广，而四川道又是新占之地，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消化吸收。所以，虽然经过这段时间以来的多次讨论、论证，并听取了大量本地官员——包括朝廷和地方官府官员——的意见和建议，穿越团队委员会和各相关职能部门已经拿出了一份地方行政机构改革调整方案，并已然在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审议通过。但将其变为正式公文，经由后周朝廷颁布实施，却被推迟到了建隆五年的阴历十月，蜀地完全安定下来，再无出现变乱的隐患之后。
地方行政机构改革调整方案可以暂缓布，作为戴罪之身的后蜀君臣却不敢在赴京的路上有丝毫耽搁。建隆五年阴历五月十六，孟昶、孟昶的兄弟子侄、原后蜀朝廷重臣，以及自后蜀朝廷国库及成都皇宫内库搬运而来的由数百辆大车装载的财货，在辛飞宇和穆特尔所率伐蜀大军主力的护送之下顺利抵达开封城外。作为后周朝廷及穿越团队的代表，开国侯、检校太傅、同平章事、金紫光禄大夫、吏部左侍郎张维信亲近前往迎接，并于城郊玉津园设宴款待孟昶一行人。
第二天上午，伐蜀大军将士代表近万人于开封皇城外整齐列队。而由他们“护送”来京的孟昶与其胞弟孟仁贽、其子孟玄喆、孟玄屷、宰相李昊等三十三人素服至明德门外待罪。柴宗训下旨赦免后蜀一干人等，赐孟昶袭衣、冠带，并与王崤峻、张维信、徐绍安等掌权重臣一道于崇元殿召见了这三十三人。
随后，柴宗训在王崤峻、张维信、徐绍安等人的陪同下重登明德楼，检阅了皇城外的伐蜀大军代表，下旨赏赐参与此番伐蜀的所有周军将士，并对其中立有功勋者予以额外嘉奖。
三天后，建隆五年阴历五月二十，后周朝廷下旨，以孟昶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秦国公；以孟昶长子孟玄喆为泰宁节度使、次子孟玄屷为左千牛卫上将军；以孟昶胞弟孟仁贽为右神武统军、孟仁裕为右监门卫上将军、孟仁操为左监门卫上将军；以李昊为工部尚书；以伊审徵为静难节度使；以欧阳炯为右散骑常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