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初夏，我即将从军校毕业的前夕，学校来了一位神秘的领导。
因为临近毕业，几乎每晚我们都会偷偷聊到很晚。我还记得那晚卧谈会的主题是卫生队里新来的几个女护士，我们聊到夜里一点才陆续睡去。
刚睡着没多久，一阵尖厉的哨声骤然响起，我的意识还停在美梦里，身体却像触了电似的从床上弹起来。整个宿舍开锅一样嘈杂，窸窸窣窣穿衣服的声音、手忙脚乱扣武装带的声音、蹲在床上找东西的声音掺杂在一起。有人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嘟囔着：“这都快毕业了，怎么还来这套？”
这些年在军校里，这哨声简直成了我们的噩梦。甭管你是在刷牙还是洗澡，就算上厕所尿到一半，只要哨声响起，就必须在三分钟内武装完毕，打好背包站在楼下。以至于就算是放假回家，窗外有小孩吹哨，浑身都会立刻紧绷起来。
作为还有三个月就毕业的我们，已经很少有紧急集合的情况了，我们也都在夜里慢慢地放松了神经，没想到今天又来了这么一出。拜这些年所赐，我练出一个绝技：从听到哨声开始，起床，套上裤子一直到打背包，再到检查着装，最后飞速跑到楼下，全程不用睁眼一气呵成。
我和其他104名同学飞快地站到操场上，标准间距三步列队站好后，极不情愿地睁开眼，才注意到教官身边站着一位校领导，还有一位从来没见过的首长，凭借微弱的光线只能看到他肩上的大校军衔。
我隐约感觉到，这一天的紧急集合非比寻常。
党委书记和那位面生的首长低声交谈了几句后，首长微低着头背着手走进队列里，像是在小树林里散步似的，偶尔停下来好像在思考什么事，停不了几秒又继续在队列里穿行。
他从我面前一共路过了四次，每次我都加倍绷直背脊抬着下巴。
他中等身材，我斜眼偷偷瞥过去，只能看到他帽檐下露出的鼻梁。
出什么事了？难道有谁闯了祸，上面派人来彻查？那这得多大的过错啊。我心里七七八八地想着，天色一点点亮起来。
升旗的旗手护着国旗正步从我们队前经过，朝升旗台走去，起床的号声这才响了起来。
那首长走出了队列，打开手里的本子唰唰写了一通，撕下来递给校领导，他们相互行了个军礼就低着头离开了。书记看看手里的纸，抬眼看了看我们，大声说道：“我点到的同学出列！一排第一、第四，二排第三、第六……”
我被点到了！
我顿时明白，首长是来挑人的。
站了一个多小时，腿已经有点儿发木，我正步出列走到队伍前面，跟其他19名同学站成一列。我扫了一眼与我一同被挑出来的同学，希望能找出我们的共同点，但很快就死心了。就成绩而言，我们这20人可谓遍布上中下三个级别：既有全能型的优等生，也有年年垫底的老末；既有成绩不高不低的中游“砥柱”，也有成绩毫无逻辑上蹿下跳让教官心脏不适的跳跃生。
大家一定都揣着很多疑问，有人已经忍不住互相交换疑惑的眼色。但条例明确规定，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
我只能静等答案，也有可能，永远都不能得到答案。
接下来，我们被那位首长不知以什么标准又筛了四次。在这个过程中，文没有理论考试，武没有体能测试，只是挨个儿找我们聊天。后来我和其他同学聊起，发现他和每个人每次谈话的主题都各不相同，天南海北，甚至上一个问题跟下一个问题完全不挨着。
聊天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着一个表情，就是没有表情。因此根本无从判断什么是正确答案，所以在回答问题时，只能凭着自己的本能迅速地做出回答。以前比武练兵也好，理论考试也好，谁不服谁想较劲儿也有个明确的指标。这次想创先争优，却根本连分数线都不设。
一周后，我再次来到他在学院的临时办公室，屋里多了两个我的同学：一排的宁志和三排的郑勇。
这位神秘莫测的首长坐在办公桌后，手里拿着几个文件夹，言简意赅地对我们说：“我奉命组建特案组，你们三人的各项条件均最符合或最接近我的选拔标准。你们每人有机会问我一个问题，没问题就准备就位。”他说话声音很低，但是很有力。
我心中一阵狂喜，几乎要笑了出来。我终于留到了最后！这几年，我们每个人最担心的就是毕业后会被分配到城市执勤，或是派到边疆派出所去。如今我显然将要提前告别这种担心，心情真是大好。
什么是特案组？有多少人？执行什么任务？……我脑中瞬间涌出无数个问题，可首长说得很明白，每人只能提一个问题。如果想知道这个特案组到底有多重要，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看它属谁管。我组织了一下语言，问道：“特案组向谁负责？”
首长说：“向我负责。”
一时间，我无法判断这个答案的分量。可惜每人只能问一个问题，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宁志和郑勇的问题上了。
宁志的问题是：“什么是特案？”
我用余光瞥了他一眼，我们不同班，没怎么打过交道。他的问题很棒，也是我最想知道的问题之一：我们不担心特案太特别，而是担心特案不够特。四年军校上到如今，每天按时出操以及教程上枯燥的训练模式早已满足不了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听教官讲稀奇古怪的真实案例。
首长回答说：“公安部门处理不了，军方又不便出面，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安全的案件。”
宁志的表情显然对这个答案也不够满意，继续追问又是不被允许的，他瞄了一眼郑勇，意思是让郑勇接着问。郑勇问的是：“装备是什么级别？”
首长说：“特级。”
郑勇一个立正：“没问题了。”
我和宁志赶紧也跟着立正挺胸说：“没问题了。”
首长递给我们一人一个文件夹，说：“这是你们进入特案组前宣誓的誓言，你们仔细看清楚每一个字。如果做不到现在就放弃，绝对不能有一点儿勉强。”
我默念着纸上的一字一句，心里翻江倒海血脉偾张，我知道他俩跟我一样，恨不得立刻就能得到一个任务来证实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兑现这纸上的誓言——其实从进入这所院校穿上这身军装起，我们就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
我们不约而同地立正敬礼，表示已经准备好了。
就这样，1996年初夏的一个下午，我们站在学校小礼堂的主席台上，在校党委书记的见证下，面对着国旗、党旗宣誓：“我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特案组警员。我宣誓，绝对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服从命令、严守纪律、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忠于职守；坚决完成任务；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背叛祖国，绝不叛离武警部队。”
首长静静地站在一旁，等我们宣誓完成，走过来站在我们面前，足足盯着我们看了有五分钟，看得我们浑身发毛后才缓缓说：“从现在起，你们和我，既是同事，也是战友。我叫徐卫东，是你们的直接上级，你们可以叫我老徐，也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
说完，他上前和我们挨个儿握手。我习惯性地想敬军礼，他狠狠地在我抬起的胳膊上打了一下：“从这里出去以后，你们将脱下军装，我不允许你们身上再有明显的军姿出现。”
从礼堂出来后，徐卫东给我们下了第一个命令：不能和任何人打招呼，十五分钟内收拾好行装。
二十分钟后，我们坐上一辆挂着地方牌照很不起眼的轿车，离开了学院。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回头朝越来越远的学校大门眺望，直到车子转了一个弯，再也看不到了，我们才扭过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