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替柏贵的耆龄，用什么标准看都是一个小人。
因为柏贵是他挤2o走的，他向咸丰告了一状，用的是密奏。
柏贵升两广总督的时候，耆龄接替了柏贵的广東巡抚一职。
耆龄此前在江西做官，同时给湘军做督军，靠着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战功，让他一步步爬了起来，爬到了广東巡抚的位置。
原本的历史上，两广总督应该是劳崇光，耆龄依然是巡抚，那个历史上，耆龄就在任上给劳崇光打小报告，状告劳崇光跟洋人太亲密。
状告上司这可是官场大忌，一旦事，劳崇光肯定会给他穿小鞋，所以耆龄十分聪明的告诉皇帝，说劳崇光眼线太多，希望皇帝把他的密奏留中不，就是担心皇帝明的话，给他惹麻烦。
这是明显的打小报告的作风。
结果这个历史上，因为朱敬伦的运作，柏贵得到了收复广州的功劳，不但没有死，还坐上了两广总督的宝座，结果接替巡抚位置的耆龄是个小人，这个小报告就打在了柏贵身上。
历史上，耆龄没有告倒劳崇光，因为劳崇光毕竟不是真的跟洋人有猫腻，可是柏贵身上的猫腻太多了，最后事情还坏在了朱敬伦身上。
从帮助他收复广州开始，柏贵就对朱敬伦信任有加，这种信任成了制他死命的关键。
老实说朱敬伦的有些行为，在官场上是大忌，比如多次动员了各县乡勇，在柏贵看来，那是乡勇自的行动，可是在有心人看来，或许没有证据，但是也能往朱敬伦身上赖。
耆龄状告柏贵的一条就是，扶植亲信，导致朱敬伦动辄勾连十余县，啸聚百万众。
同样还状告柏贵股息纵容洋人，死穴还是出在朱敬伦这里，因为他让赫德经营赤湾港，耆龄就说朱敬伦将县政权柄屈膝让与洋人。
这些借口，柏贵当然是不会信的，他被人借着朱敬伦打倒了，反倒更信任朱敬伦了，送他北上的时候，柏贵还安慰朱敬伦说，官场就是这样，尔虞我诈，让他不要灰心，继续跟洋人勉力周旋，等他到了京师，会将这些禀明皇帝的。
柏贵的信任，让朱敬伦颇多感慨，因为他觉得，人家耆龄说的真是有道理，难道历史上往往越是奸官，就越是聪明？
在柏贵眼中，朱敬伦做事的手段，确实有些异于常人，但要说他勾结洋人，柏贵是打死都不信的，柏贵一直觉得，朱敬伦对洋人的手段，是少有的强硬派，多次让他有种心惊肉跳的感觉，陈兵九龙，聚众与洋人对抗，这种人你说他勾结洋人，屈膝卑躬，这不是滑天之大稽吗。
至于说朱敬伦勾连十余县，啸聚百万众，纯属子虚乌有，证据虽然就是朱敬伦在跟各乡绅立约时候签的名字，但在柏贵看来，那是当地县令不作为，不敢承担责任，朱敬伦这样才是有担当，而他当时是总督，朱敬伦完全是为他担当的，加上谁都知道朱敬伦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朱敬伦是一心在为他柏贵做事。
因此最后他因为以朱敬伦为突破口告倒了，他并不记恨朱敬伦，因为他知道这是尔虞我诈的官场斗争，跟朱敬伦完全没有关系，就是没有朱敬伦，也有其他方法对付他，总之是他斗争失败了，反倒是朱敬伦，很可能会受他牵连，在广州做不下去。
因此柏贵临走前，朱敬伦来送行，他反而要安慰朱敬伦，柏贵倒不是说空话，他是真的打算到了北平，就替朱敬伦鸣不平的，他到北平也不是罢官，没想到恭亲王奕欣赏识柏贵在广東的政绩，不管是收复广州城，还是稳妥处理美国兵舰一事，都让奕欣看到了柏贵的能力，他觉得他的总理衙门很缺这号懂得洋务的人，因此奏请皇帝，调用了柏贵。
因此柏贵入京，也不一定是被告倒的，没准皇帝是考虑到了奕欣的请求，才调用的。
但柏贵觉得自己一个封疆大吏，突然要去总理衙门整天跟一群洋人打交道，虽然地位看起来很高，什么“一切均仿照军机处办理”，但那都是虚的，谁都知道跟洋人打交道就是麻烦，清水衙门也就罢了，弄不好惹祸上身，花沙纳不就是因为这种事揪心死的，老大臣桂良一把年纪前后奔走，也没落到好，让皇帝斥责糊涂，听说现在也病倒了。洋人就如同瘟疫，谁沾谁死，这已经成了官场禁忌。
柏贵的两广总督这几年当的再不舒服，到底是封疆大吏，一年怎么的都有十万两往上走的收入，去了总理衙门有什么？所以谁都认为他是被下放了，最多是明升暗降，仕途是走到头了。
但柏贵的品级在哪里，他觉得自己去了北平，一定还是能给朱敬伦这种小县官当一下保护伞的。
所以一到北平城，在总理衙门上差，他就跟奕欣讲了朱敬伦的事情，将前因后果都说的清清楚楚，将朱敬伦在新安组织军队，对抗洋人的原因说了一遍，之前奕欣还恼恨新安这个小地方不安生，让洋人老找他麻烦，一听是当地百姓聚众数万，朱敬伦对付洋人是假，安抚百姓倒是真，他这才平息了恼恨，他也知道广東人厉害刁蛮，械斗之事时有生，打急了眼官府都不认，更何况洋人，要是杀了洋人，那才是给朝廷惹事。
听完柏贵所说，奕欣觉得这朱敬伦也是一个人才，既然广東容不下他，何不招来总理衙门做一个帮办章京，甚至总办章京也不是不可以的。可柏贵苦心陈情，说新安这里暂时根本不能把朱敬伦调开，那地方现在换了谁去，都要惹出事端，他还建言将新安升格为州，归广府直隶，也算给朱敬伦升一个官。
奕欣表示这件事还得跟两广总督商量，显然奕欣也不想太插手地方上的事情，耆龄也不是那么好惹的，他知道广東哪里的水深着呢，耆龄一直跟恒祺是一党，都是八旗权贵。
恒祺现在也早总理衙门办差，是帮办大臣。而恒祺的堂兄弟恒福之前就是两广总督。至于耆龄本人，人家姓伊尔根觉罗氏，带觉罗的，那就是跟皇帝家是亲戚，是红带子。奕欣闲职王爷当久了，谁都不想得罪。
因此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可朱敬伦这边就难办了。
所谓树倒猢狲散，后台倒了也是一样。
眼见着登门拜访的人少了，过去登门送礼的人络绎不绝，赶都赶不完，可是突然之间就门庭冷落车马稀。
倒不是说所有人都势利，也不是那些人就那么舍不得那几个钱，而是因为趋利避害，朱敬伦得罪的人太多了。
他在新安这几年，厘局牢牢被他把持，每年一百多两百万两银子，不分给任何一个官员一毛钱，简直是罪大恶极，广東官场上早就拧成了一股倒他的势力。
但是之前柏贵坐镇两广总督，而且极需要朱敬伦这样的人帮他做事，因此完全满足了朱敬伦的要求，因为朱敬伦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制造或者渲染险情，让柏贵觉得香港的洋人从来没有安分过。
所以柏贵允许朱敬伦截留所有的厘金，甚至导致柏贵要在其他府县竭尽全力搜刮民财，用来支持劳崇光在广西的剿匪行动，以及应付几个反割地州县的钱粮减免，现在的广州城，每一家商铺都要缴纳厘金，称为商厘或者住税，每一个关卡都要设卡征税，称作关厘，或者行税，其他各府、各县也是十步一卡的搜刮。
此举不但导致了广東各地的商业萧条，更导致了来到新安的商品价格高企，大大压缩了贸易量，这就是为什么明明朱敬伦在新安的商业制度已经很完善，可是依然跟上海没法比，甚至连福州也越来越不如的原因，只能勉强维持，不能扩大。
现在倒好，别说扩大，直接给人全部拿走了。
朱敬伦的手下都感到了沮丧，侯进甚至带头表示，愿意只领一半军饷，作为统领一万人的统领，他一个月月饷是一百两，不但侯进表态了，从军官到士兵所有人都愿意军饷减半，第一是他们真心实意的想帮朱敬伦渡过难关，第二是军饷减半后也比他们回家做工种地强。
但是朱敬伦不答应，他告诉侯进，让侯进告诉每一个士兵，朱大人一定会努力找省府给他们要到足够的工资，让大家放心。
接着很快朱敬伦就经常穿着破衣烂衫的出门见人，还时常穿成这样到军队中嘘寒问暖，询问士兵是不是吃的饱，又没人克扣他们的工资云云，这些人大都是宗族子弟，又不是客家人，就算不当兵也不至于饿死，当了这么长时间的兵，一个个都算是有钱人了，听说个个家里都张罗着盖房子、娶媳妇，军队中谈论的最多的就是，在给朱大人当几年兵，然后他们就可以去买几亩地，踏踏实实生孩子过日子了。
可突然各种流言就出来了，说朱大人为了给大家饷，连家产都卖了，甚至有人亲眼看到朱敬伦拿一些旧衣服去当铺当掉。广府拿走了新安所有的关税大家已经知道，本来心里替朱大人觉得委屈，在很多人看来，那些钱都是朱大人从洋人手里赚的，广府凭什么要拿走。
但朱敬伦绝对不允许他们这么想，因为他们这么想，那就变成了他跟广府之间的事情，跟这些士兵反而没什么关系了，那么他动政变的话，这些人怎么可能支持他，支持他就等于造反的情况下，这些人是不会出动的，就是个别感念朱敬伦恩惠的士兵，也会被他们的宗族绑回去。
所以必须让他们感觉到广府拿走了厘金，是拿走了他们的，不止是拿走了朱敬伦的。
让他们知道广府动了他们的奶酪，动了他们的利益，这样他们才会深有体会。
什么才能让人突然之间从每月五两银子进项，到一个子儿都没有来的有感受呢。
所以朱敬伦不给他们降薪，反而告诉他们，银库里就只有两万两银子了，大概还能一个月，然后就得找省府要钱了，如果省府不给钱，他也没办法。
朱敬伦既然都穷的要当掉旧衣服了，那当然有理由找省府要钱，耆龄那边肯定是不会给的，他早就告诉过朱敬伦了，广西那边的兵更苦，都欠薪半年多了。
耆龄不给，朱敬伦就催。
一个月没饷银了，士兵们开始议论纷纷，两个月没饷银了，士兵们开始怨言四起，第三个月没饷银了，终于有人怒气冲冲跟响的财务官生了冲突。
朱敬伦知道这些人怒了，他的机会来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