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79年11月10日上午，我正坐在位于南宁市明秀路的南宁师院大阶梯教室上课。培训课程安排得十分紧凑，除了上新闻写作课外，还有队形队列、实弹射击、徒手格斗等等科目。军分区首长在开班动员会上已经郑重告诉我们，培训结束后全体学员要到两国边境参加轮值，他说，只有深入到前沿阵地，亲自参加支前工作，才有可能写出支前民兵、支前民工的感人事迹。
上大学语文时，因为缺乏师资，经协调，南宁师院同意我们可以跟师院本科生一起听课。
我对大学语文这门课兴趣十分浓厚，主要是当时没有电脑，电视也很少，能借到或看到的文学书刊也不多，舞会别说没有了，就连提起来都觉得害臊。周末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捧一本《青春之歌》之类的小说或文学期刊消磨时间。那阵子，就算《青春之歌》，学员们也是接力赛一样轮流借看着，记得轮到我时，给我的时间是一个下午和一个通宵。我躲在蚊帐里看了一通宵，正沉浸在林道静的青春激情里时，突然有人跑来一把撩开我的蚊帐，伸手就把我捧在手上的书抢了过去。我正想发作，那位学员却认真地说：“时间到了，赶紧交书，否则，就不是耽误下一个的问题了，而是耽误一大批学员的问题了，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啊。”
那年代，人们乐于参加各类文学社团组织和各种征文活动。谁要是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篇哪怕是小豆腐块般的作品，同宿舍的都一概高呼“请客！请客！”请客的结果，不仅花光了稿费，自己还得掏钱倒贴。虽是亏本生意，但虚荣心却得到了大大的满足。过后，有不少作家这样说：“那年头，哥请的不是客，而是请一批旁观者来欣赏自己的成功。”那年头，文学是青年人的时髦追求，就连各类征婚广告上，不少征婚人都堂而皇之地把“爱好文学”作为追求异性的资本。诚然，文学历来是才子佳人之间的红线，在雨天的校园里，法国梧桐树下鹅卵石铺就的幽静曲折的小径上，不乏一两位神情忧郁的长裙女子，她们一边撑着雨伞，一边惆怅地低吟“我轻轻地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之类的诗句。究竟是雨中吟风弄月，抑或是雨中期待心上人的邂逅？实在是不得而知。
在大学语文课堂上，老师常常领着大家朗诵古诗词。在老师带领下，全班同学摇头晃脑，低吟浅唱，课堂气氛甚是活跃。
讲授大学语文这门公共课的，是一位刚刚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尚未成家的单身男教师，他常在文学报刊上发表作品。当时大学语文在各高校还没有统一的教材，更没有大家公认的教法。那位年轻教师大胆探索，寓教于乐，用生动活泼的形式来讲解那几百甚至几千年前的古典诗词，而考试就是背古诗词。考试时，老师弄了一个像骰子一样的木块，每一面都写有三四首古诗词的名字，考试轮到谁，谁就到讲台上抛一下骰子，落地后哪一面向上，就背那上面写有的诗词。那一天，正是考试，轮到我时，我抛出了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当即清了清嗓子，饱含深情地朗诵起来：
……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犹着。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我朗诵完毕后，久久沉浸在诗人用很平淡质朴的语言对友人依依惜别的深情和边塞将士的豪迈精神中。突然，窗外有人叫了一声：“好！”
课堂里应声响起一阵响亮的掌声。
我寻声望去，一个熟悉的身影在窗外的走廊晃了一下。我一惊，趁老师叫另一位考生时，借故上卫生间跑了出来。
窗外不是别人，正是卫国。他穿着一身没有领章帽徽，折痕明显的崭新军装。
“你参军了？”我挤过站在过道里的人群，擂了一下卫国的肩膀，惊喜道。
“想不到吧。”卫国不无得意地笑呵呵地看着我。虽然这几年卫国一门心思想参军，但如实说，村里很多人包括我本人在内都不相信他能参军。因为一来他文化水平低，刚刚初中毕业；二是他从小就有打架的坏毛病，他要想参军，就算体检过关，队长兼贫协代表张老伯也不会轻易让他过政审关的。再者说了，他黑不溜秋又矮又瘦，就算体重够了，也许身高还没够哩。
“你是怀疑我身高不够吧？”卫国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笑着道：“我是差一点点，不过，我也才十七岁多一点，以后还会长的。以前在家里每天都吃稀粥，肩上还整天压着上百斤的重担，哪能长得高啊？不压弯腰杆已经算是幸运了。我这次到了部队上，一日三餐可以吃饱肚子，肯定还会长高的。”
我领着卫国在校园里一个假山喷池边坐了下来。卫国告诉我，如果真要按严格标准体检，他也许不合格。但这一次是部队直接点名要他的，不占我们公社的指标。
说起这件事，卫国不无得意地向我绘声绘色道：“你做梦都想不到我会遇上这么个大恩人吧？四乡八邻的乡亲们都说，是我的运气来了，其实，他们哪曾知道，我这是好人有好报。”
“此话怎讲？”
卫国笑了笑，清了清嗓子后，就把他如何“好人有好报”的经过一五一十道来。
卫国说，这事还得从自卫还击战前的1978年讲起。
那年冬天，有一支高炮部队突然开拔到我们公社，驻扎在万侬公社靠近边境线不远的一个名叫万丽的村庄，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一年四季从村前潺潺流过，村口有一条堤坝连接河的两岸，堤坝上长年都有漫过脚踝的河水“哗哗”淌下，在泻入堤坝下面时形成一面镜子般的水帘，水花不断，鱼儿翻飞，潺潺的水声在青翠寂静的山谷里显得格外清脆悦耳。河两岸长满了高大挺拔的红棉树，每年还是春寒料峭时，河两岸迎风怒放的木棉花就已灿若云霞。当时甚至有人这样说，那支部队的首长可能是被万丽村的好山好水尤其是河两岸那一片火红的木棉花所吸引，最后才决定把部队驻扎在万丽村的。但也有人这样说，这是一支高炮部队，青山环抱的万丽村便于高炮的隐蔽。
后来，这支部队在战前的一个夜晚突然悄无声息地开拔了。天亮时人们还以为他们到山外训练去了，但从此再也听不到军号声，住有部队的人家发现院子里干干净净，新劈的柴火码得整整齐齐，水缸满满的，还留下一些水盆提桶，甚至口琴钢笔，还有一些纸条，上面写着“聊作留念”之类的话……
乡亲们这才知道，这支部队肯定是开赴前线了。后来当我国政府宣布部队撤军回国后，乡亲们就自发地用鲜花在村口搭起欢迎的彩门，列队等候了几天几夜，但却始终不见子弟兵们回来。
再后来，广播报纸纷纷报道战斗英雄事迹，当中也提到了曾经驻扎在万丽村的那支部队，说他们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许多人还立了战功，乡亲们听后纷纷奔走相告，皆以立功者曾在自己家里住过为荣。但乡亲们高兴之余，也不免有些遗憾，因为这支部队回国后驻扎在什么地方，乡亲们一无所知。
直到中秋八月十五前，万丽村的民兵排长邓排长突然收到一封信和一张金额三十元的汇款单。寄信的人在信里说，部队开拔前曾麻烦邓排长带炊事班的几名战士到万枪村的水库打鱼，当时拿了一百五十多斤鱼，但还没付钱，打仗回来后，本应早点把钱寄去，但因为他在战场上受伤了，回国后一直住在医院，现在伤好了，才想起还有这么一笔欠账。这钱必须要付，否则就是违反纪律。现把钱寄给你，烦请把钱转交给万枪村张老伯队长云云。落款人那一栏里写有部队番号及地址，寄信人是刘成。
邓排长看完信后，细细回忆，记得确有其事。当时他陪炊事班的几名战士前往万枪村水库打鱼，记得打得一百多斤鱼，刘成班长要给生产队付款，但生产队长张老伯却说，我们村因为住在山里，交通不便，村里没有驻军，乡亲们也一直没有机会为子弟兵们做什么事，现在这区区百十斤鱼就算是乡亲们犒劳子弟兵了，钱是绝对不能收的。
邓排长想起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后，觉得一时为难。这钱当时万枪村的队长张老伯都说绝对不能收了，可现在刘成班长却又来信说不付钱就是违反纪律，这到底让他听谁的好呢？
邓排长苦思冥想，最后觉得解铃还须系铃人，他到公社邮所把三十元钱领出来后，连同刘成的来信一并交给张老伯，心想，该怎么办，你张老伯自己定吧。
张老伯收到邓排长转交来的钱和信后，在社员大会上读了这封信。当我听到寄信人“刘成”以及炊事班班长在战场上负伤的事时，脑海里突然闪过了一个熟悉的面孔，我禁不住失声叫道：“这个刘成班长我认识！”
原来，当时万丽村邓排长带刘成他们几名战士来我们村水库打水时，我也随刘成他们一起到水库里帮忙拖网捕鱼，对操一口标准普通话的刘成班长多少有点印象。后来在前线遇到背着饭袋的刘成他们时，我第一时间就觉得刘成有点面熟，只是当时在战场上情况紧急，我一时也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张老伯被我这么一喊，也停了下来，其他社员也停下了手中的活儿纷纷抬头看着我，我这才把跟刘成班长相识的前前后后一五一十地跟社员们说了。
张老伯听完了我的叙说，紧锁的眉头顿时舒展开来了，他笑呵呵地说：“这回好了，既然你跟刘成班长相识，那这事交给你办就是了。”说罢，就把手中的三十元钱和来信递给我。
我没办法，只好把钱又寄给刘成班长，同时附了一封信，我在信中把跟刘成班长一起下水库打鱼，再到战场上相遇，最后又抢救他这事都一一说了。最后还问他现在身体恢复得怎么样？并祝愿他早日康复。
信寄出后，刘成班长很快就回信了，除了把钱寄回来外，刘成班长还特别说是谨代表他和他的家人感激我们的救命之恩，说是一定要找个机会亲自到我们村来看看我们几个。信的最后还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说他回国后被部队授予个人二等功，出院后又被破格提拔为连长。并且说，他们部队即将到我们县招兵，问我想不想到部队锻炼。我收到信后，欣喜若狂，立马给他回了信。
听卫国说到这里，我恍然大悟：原来是刘成连长得知他们部队要到我们县招新兵，就特地跟部队首长提起了卫国。部长首长也欣然同意，说是像卫国这样立过战功的年轻人就应该到解放军大熔炉来锻炼。就这样，部队直接带了指标来到我们县，把卫国招到刘成的连队去了。
“既然是刘连长点名要你的，那你是不是要进炊事班啊？”
“我肯定不会去炊事班的，我听今年到我们县招兵的首长说，我们这批兵是广州军区的，听说要去做侦察兵。”
“侦察兵？那就是要派你打入敌人心脏，你小时候打架斗殴的本事又可以派上用场了。”我此话一出，两人大笑。
又谈到守土，我说，刘连长也认识守土，怎么不把守土也招去部队呢。卫国说：“这不怪刘连长，刘连长也愿意帮忙的，但守土说，他还是喜欢做个走村串寨的电影放映员。你也知道，守土从小就喜欢画画和吹拉弹唱，现在他每天走村串寨放电影，所到之处，吃香喝辣的，也不错。”我到南宁培训后，守土就被安排到公社电影队，做了一名电影放映员。
“那也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也开心。”我停了一会儿，又问道，“你们这批新兵要开拔到哪里？……”
“听说师部在湖南衡阳。”
卫国说着，伸手从宽松的军裤口袋里拿出一包“红棉”牌香烟，双手笨拙地拆开后，凑到鼻子闻了闻，之后抽出一支递给我。
“抽红棉了？”那阵子，红棉牌香烟每包二毛九分。见我摇了摇头，卫国就把烟塞进了烟盒，笑着道：“其实我也不抽烟，这几天出远门，我特地买一包带在身上装个样子罢了。”
我们小时候曾用干枯焦黄的木瓜叶当烟叶卷起来抽，但我和卫国始终学不会抽烟，只是在嘴里吞云吐雾罢了，有几次还鼻涕眼泪一大把的剧烈咳嗽起来。我们根本不会吸进肚子然后又慢慢地从鼻孔喷出来，看得出，卫国这一次肯花钱买一包红棉牌香烟随身带着，显示出他来看我的浓厚情意。